那一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从美国绕道回到北京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很快就到了台湾这边。白崇禧当时住在台北松江路，年纪已经七十二岁，身体状况比以前差了不少，平常活动范围有限，主要就是在住所里处理一些日常事情。消息一到，他对这个老朋友的选择反应得很直接，觉得自己在台湾的处境一下子就变了样，因为以前那种牵制的作用没了。

李宗仁的这次行动是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的，他先从美国出发，经过欧洲转机，七月二十日抵达北京机场，受到相关方面的接待。整个过程在两岸都引起了注意，尤其是台湾这边，关注度更高。白崇禧作为老一辈的桂系人物，和李宗仁早年有过不少合作经历，两人虽然后来分处不同地方，但消息传开以后，他明显感受到这个决定的分量。白崇禧当时就表示出一种很强的无力感，觉得事情走到这一步，自己在台湾的角色变得多余了。

消息传到台北以后，台湾方面对白崇禧的注意程度明显提高了。以前他还能维持一些象征性的安排，现在这些安排逐步调整，活动范围也受到更多限制。白崇禧在住所里的时间更多了，外出机会减少，以前偶尔能去的一些地方，现在管控更严。他每天主要就是看看报纸，处理一些简单事务，生活节奏比以前慢了许多。住所周边的情况也有些变化，来往的人少了，日常联系变得更谨慎。

李宗仁回大陆以后，白崇禧的处境一步步收紧。台湾当局加强了对他的关注，以前那种相对宽松的状态没了。白崇禧原本在一些事务上还有点参与，现在这些参与越来越少。他在住所里度过的日子更多，身体也因为年纪和这些变化慢慢往下走。整个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六年，他的活动基本局限在台北的住所范围内，偶尔有些老关系来往，但整体上显得更孤立。

到了一九六六年，白崇禧的身体状况继续下滑。他在住所里休息的时间占了大多数，日常起居由身边人照料。十二月二日凌晨，他在松江路寓所因为心脏问题突然去世。官方记录显示死因是心脏病突发，地点就在台北的住所。去世以后，葬礼按照当时的情况和家属意愿办得比较简单，没有大规模的仪式。遗体安葬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回教公墓，整个过程低调有序。

白崇禧的一生和李宗仁有过很多共同经历，早年在广西起步，一起参与过北伐和抗日时期的军事行动，两人配合过多次战役。北伐期间，他们从广西出发，向北推进，参与攻克重要地点。抗日战争中，桂系部队投入多场战斗，比如台儿庄那次，两人共同协调部队布防和支援，完成阻击任务。武汉会战等行动中，也都有他们的部队参与后勤和阵地调整。这些合作让两人关系一直比较密切，一直到后来局势变化，李宗仁去了美国，白崇禧到了台湾。

一九四九年以后，两人分处两地，但通过一些私人渠道还有少量联系。白崇禧在台湾初期担任过一些象征性的职务，日常多在住所处理文件或者会见有限的来访者。住所是木结构，环境简单，他平常活动比较规律。身体逐渐衰弱以后，外出少了，更多时间留在室内。李宗仁在美国期间，两人联系渐少，但过去的合作经历还是两人关系的基础。

李宗仁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消息传出后，白崇禧的反应很快就被记录下来。他当时就觉得这个选择让自己失去了原来的作用。以前在台湾的安排中，他还能起到某种平衡作用，现在李宗仁的行动让这种作用消失了。消息扩散以后，台湾对他的监控和限制明显增加。白崇禧在住所里的日子变得更安静，日常事务简化，活动范围缩小。他继续阅读报刊，但对外联系减少，生活节奏更趋平稳。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白崇禧的处境继续调整。一些原来的象征性事务逐步减少，他更多留在松江路住所。住所周边环境安静，他偶尔在室内整理物品，保持基本秩序。身体状况因为年纪和这些变化有所下降，但还是按照日常作息。进入一九六六年，全年他的活动基本以住所为中心，健康慢慢走下坡路。到十二月二日凌晨，心脏问题突然发作，他在寓所去世。

去世后，葬礼办得简单低调，参与人员完成安放程序，整个过程简短。遗体安葬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回教公墓，符合当时情况和家属意愿。白崇禧晚年阶段主要就是住所内的日常，消息影响后的限制一直存在，直到最后时刻。

李宗仁的回归和白崇禧的反应，反映出那个时期两岸人员流动和选择带来的影响。白崇禧在台湾的后期生活，因为这个事件变得更受关注，日常安排相应收紧。他从七十二岁听到消息开始，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去世，这段时间的处境变化是逐步发生的，没有突然的大动作，但整体上更趋于平静和受限。整个过程符合当时的历史记录，没有多余的枝节。

白崇禧和李宗仁早年的军事合作，涉及部队调动、阵地布置和后勤协调等具体环节。北伐推进中，他们协调队伍移动和补给，抗日战役中，现场调整火力和支援，确保任务完成。这些事件构成两人关系的主线。一九六五年的事件让白崇禧感受到自己作用的结束，随后在台湾的日子以住所为中心，活动受限，健康下滑，直至去世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