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成都解放后，有一件让解放军非常头疼的事情，那就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他是去台湾了，还是藏起来了？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犯嘀咕。解放军进成都那会儿，满大街的国民党的官儿要么跑了要么被抓，可这位堂堂的省主席，愣是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战士们翻遍了成都的官邸、公馆、仓库，连他平时爱去的茶馆都摸了个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说句实在话，大家伙儿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这老王到底躲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

其实王陵基压根儿就没跑成台湾，也没那个命。别人都在寻思往哪条路上逃，他倒是想跟着蒋介石一块儿飞走，可老蒋哪有功夫管他。事情得往回倒一点。1949年12月，解放军大军压境，成都城危在旦夕。王陵基这人吧，在川军里头算是老资格了，资历老到连刘湘、杨森见了他都得叫一声“老师”。可他偏偏是个死硬分子，不像刘文辉、邓锡侯那些人一看风向不对就赶紧起义，这家伙铁了心要跟共产党干到底。说白了，这就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倔驴脾气，年轻时候在日本学过军事，后来又跟着袁世凯混过，一辈子就没服过软。解放战争后期他被列为战犯，心里头早就有数了，知道落到解放军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所以一门心思往西边跑。

要说他这逃跑的本事，那还真有点意思。成都一丢，他换上粗布棉袄，戴上一顶破帽子，揣着金条就往邛崃方向溜。结果在邛崃一带带兵打了一场，部队被打得稀里哗啦，彻底成了光杆司令。这时候的王陵基心里头拔凉拔凉的，手里头那几十号人散的散、跑的跑，连个替他挡枪子的都没有了。他索性把军装一脱，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叫“戴泽民”，扮成一个走乡串户的商人，鬼鬼祟祟地从乐山一路摸到宜宾，想找机会坐船逃到台湾去。在宜宾，他住在一个开轮船公司的商人杨鲁玉家里。这杨老板是乐山人，跟他算半个老乡，管吃管住还挺仗义。王陵基寻思着：躲在老乡家里头总归安全吧？谁还能认出我这个落魄的省主席？

可他想得太美了。这年头，人心隔肚皮，你王家多大的排场，如今不也是个灰头土脸的老头子？杨鲁玉家的佣人瞅着这客人鬼鬼祟祟的，成天躲在屋里不出来，还当什么贵宾款待，心里头犯了嘀咕。有天在街上跟邻居唠嗑，顺嘴提了一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话正好被张淑华给听见了。张淑华是什么人？西南服务团宜宾大队政委的姐姐，那能不懂事吗？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宜宾县公安局。事儿就这么巧，王陵基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栽在一个佣人的闲话和女人的警惕上。这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再会躲，也挡不住人心向着光明的那一面。

1950年2月6日大清早，王陵基还不知道大祸临头，急匆匆地登上了“永利”号轮船，打算沿江东下。他以为自己穿得破破烂烂、谁也不会多看他一眼，可屁股还没坐热，消息已经从宜宾传到南溪，又从南溪传到江安。岸上几路人马跟接力赛似的，一路追一路报，比现在的快递还快。中午时分，船到了江安码头。江安县公安局的人早就等在岸边了，局长亲自带队，二话不说就上了船。王陵基倒也沉得住气，一口咬死自己就是个普通行商。公安人员让他写字看看笔迹，他提起笔来刚写了几个字，那龙飞凤舞的老底子就全漏了，哪有做小买卖的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再加上有人指认，王陵基那张老脸终于挂不住了，只好低头认栽。从成都到宜宾再到江安，折腾了两个月，最后还是被解放军给活捉了。想想也挺讽刺的，堂堂一个上将、一省之长，最后被一个小小的佣人和一支不依不饶的笔迹给送进了监狱。这不就是命吗？

王陵基后来被关进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儿改造了十几年。有意思的是，在功德林里头他倒是混得挺开，一来年纪大，二来军衔高，杜聿明还专门负责给他刮胡子。他自己还编了句顺口溜说这事，那心可真够大的。1964年，他因为改造表现不错，被特赦出狱。说实话，这位老先生一辈子干了不少坏事，手上沾过血，镇压过学生，镇压过工人，可他后来的转变倒是挺让人感慨的。晚年的王陵基住在北京，人民政府不仅没难为他，还给他安排生活，1967年去世以后，他的骨灰竟然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从战犯到八宝山，这条路走得可够长的。

回过头看解放军当年为啥找不着王陵基，说白了不是找不着，是时机没到。你想想，那时候成都刚解放，国民党几十万人马溃败下来，残兵败将满山遍野，谁知道哪个蓬头垢面的老头子就是省主席？再说了，王陵基这家伙狡猾得很，化了名换了装，连口音都故意带点外地的味儿，没有群众举报，还真不好抓。可最后呢？还是老百姓帮了解放军的大忙。这就叫你再大的官、再有钱、再会跑，也跑不出人民的手掌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