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8岁的郑念拒绝出狱，她需要一个道歉。突然，暴跳如雷的监狱长，狠狠地下令说：“把她扔出去……”就这样，郑念被人架着，粗鲁地扔了出去。
 
1973年早春，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五十八岁的女人却死死攥住门框，一步也不肯往外迈，衣服补丁整整齐齐，人瘦得脱了相，可那腰杆笔直笔直，她只要一份公开道歉，白纸黑字，承认六年前抓她是错的。
 
不清不楚地放她走？在她看来，就等于认了那些脏水，这要求让所有人愣住，最后，管事的人烦了，两个狱警上前，硬生生把她推出了关了她六年半的铁门。
 
在倒霉之前，她是上海滩响当当的大小姐，本名姚念媛，父亲是北洋政府高官。
 
因为太美，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星探找她拍电影，她摇头，流行中山装时请她代言，她还是摇头，她信皮囊美不了一辈子，灵魂美才能扛住时间。
 
燕京大学毕业后她去伦敦学经济，在那里认识了郑康祺，结婚后随了夫姓，丈夫后来在上海壳牌石油公司当总经理，一家其乐融融。
 
花园洋房，古玩字画，下午茶，插花，唱片，这些不是装饰，是她精心构建的秩序。
 
直到五十年代末丈夫患癌去世，她接任公司顾问，把丧夫之痛活成了一身铠甲。
 
可1966年，风暴来了，一群人冲进她家，值钱的、心爱的，全砸了、抢了。
 
1967年，一顶英国间谍的帽子扣下来，理由简单粗暴：留过学，在英国公司上班。
 
被抓那天，她没慌，让那些人等着，自己先去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然后安安静静和十六岁的女儿梅平吃了顿午饭，她告诉女儿暴风雨会过去的，说完，她才跟着那些人走了。
 
这一走，就是六年，牢房是个潮湿的盒子，烂泥地，破木板床，霉味像活物，她冲门外喊自己没罪，换来的惩罚是手铐反锁十几天，手腕磨到见骨。
 
送饭的阿姨都劝她哭吧，认个错就完了，她睁大眼睛，没尊严地活，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直到一天，一束阳光照进墙角，照亮一只正在织网的蜘蛛，她盯着看，忽然被点醒了：蜘蛛在黑角落都没忘记织网，自己是个人，怎么能放弃？
 
于是，她开始软磨硬泡借来扫帚，把牢房打扫干净，省下米饭熬浆糊，把捡来的纸糊在脏墙上，看守撕了，她再贴，在巴掌大的地方来回走，自创健身操，得让脑子和身体都不垮。
 
支撑她的就一个念头：出去，就能见到女儿梅平了。
 
1973年被硬推出监狱，回到面目全非的家，邻居躲躲闪闪，她才拼凑出真相，女儿梅平早在1967年就没了，官方说法是自杀，民间传言是：因为死活不肯诬陷妈妈，被活活逼死。
 
从此，花甲之年的她开始了一条特别难走的上访路，写信，找部门，见人，冷脸白眼是家常便饭，没地方住，就挤小房子，没钱，就打零工。
 
可不管多落魄，衣服永远干净整齐，那份坚持不是虚荣，是一种宣战：可以夺走我的房子、我的女儿，但夺不走我对美的定义权。
 
1980年，等来了平反文件，错案撤销，女儿的死也有了新说法，虽然不是最初要的公开道歉，但清白，总算回来了，了结了心愿，她离开上海，去了美国华盛顿。
 
临走前，她把当年被抄走又还回来的一些古董瓷器，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在美国，她把几十年的血泪，写成了一本英文回忆录《上海生死劫》。
 
1986年出版，翻译成多国文字，她把卖书的钱，设了个纪念女儿的基金，专门资助中国留学生，晚年一个人住华盛顿，房子简单，但每天有鲜花，衣服一丝不苟，很少提从前的苦。
 
2009年，94岁的郑念走完了她的一生，按她的愿望，骨灰撒进了太平洋。
 
信源：（新浪网——她是中国版的唐顿大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