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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开打，毛主席在延安调兵遣将，很多元帅大将都被派到各大战场。徐向前却没有任
解放战争开打，毛主席在延安调兵遣将，很多元帅大将都被派到各大战场。徐向前却没有任务，他找毛主席说主席，还有我呢。毛主席笑着说，你先别急，阎锡山是你的老乡，只能交给你去对付。1901年，徐向前出生在山西五台县永安村，原名徐象谦。家境困难使他很早便尝到生活艰辛，十几岁时曾到杂货铺当学徒，后来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他在阳曲、五台一带教过小学，因为经常向学生讲述爱国救亡的道理，两次被校方辞退。1924年，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那时的他身材清瘦，不善言谈，在一群锋芒外露的青年军人中并不显眼。军校训练给了他系统接触近代军事知识的机会，也让他开始真正走上军旅道路。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转战海陆丰，后来被派往鄂豫边地区工作。短短几年间，他从基层指挥员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组织指挥黄安、商潢、苏家埠等战役，在兵力、装备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多次取得胜利。1933年至1934年，他又率部挫败敌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攻，积累了指挥大兵团连续作战的经验。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向前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转战晋东南、冀南，又到山东统一指挥多支抗日武装。1940年返回延安后，他被受惊的马踢伤左腿，胫骨骨折，卧床治疗半年多。1944年，他又因肋膜炎住院，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连党的七大也未能到场，只能长期休养。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党中央安排伤病人员撤离延安，徐向前先到绥德。他到达不久便提出重返部队，随后获准前往太行地区，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承担军事工作。1947年6月，他正式出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当时，全国战局已铺开。中央机关虽然身处陕北，却依靠电台掌握各战略区动态，统一协调前线行动。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后，晋冀鲁豫军区留下来的兵力数量有限，装备也不算好，既要守住根据地，还要打开山西南部局面。这个任务落到了徐向前肩上。1947年下半年，刘邓大军南下后，徐向前主持军区军事工作。他把留下来的第8纵队、地方部队重新组织起来，并协同西北野战军一部发起运城战役。运城位于晋南，是阎锡山部控制南部地区的重要支点。运城被攻克后，临汾成为晋南最大的国民党军据点。1948年3月7日，临汾战役打响。城内守军约2.5万人，城墙高达15米，部分地段厚度超过30米，外围还布置了据点、壕沟、地堡和纵深阵地。我军缺乏重炮，若在开阔地带反复冲击，伤亡会很大。徐向前没有急着强攻，先让各部清除城外据点，再集中兵力夺取东关，为接近主城创造条件。5月17日傍晚，两条装满炸药的坑道先后起爆，临汾东城墙被炸开两个缺口。突击部队迅速登城，经过激战控制城区。第二天，历时72天的临汾战役结束，晋南获得解放。战后，第8纵队第23旅被授予“临汾旅”荣誉称号。临汾刚刚打完，部队还没来得及充分休整，徐向前便开始筹划晋中战役。阎锡山为保住太原，需要从晋中平原征粮，又组织机动部队沿铁路、公路活动。敌军约有13万人，徐向前手中的部队只有6万多人，武器和运输条件也处于下风。徐向前判断，敌人出城抢粮，正好失去坚固据点的保护。他先命吕梁军区部队在西侧佯动，调走敌军主力，再让第8、第13纵队从东南方向突然出击。敌军回援途中，交通线被切断，多支部队被分割。解放军不与敌军在坚固城镇正面消耗，而是在平原上反复调动对手，抓住孤立部队集中围歼。晋中战役结束后，太原成为孤城。1948年7月，徐向前担任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太原战役。长期劳累使他的肋膜炎和其他旧病同时发作，身体十分虚弱，许多时候只能躺着听取报告，再让参谋把命令送往各部队。即便如此，他仍坚持留在前线。1949年3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太原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由徐向前统一指挥参战部队。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入太原，阎锡山苦心维持多年的统治体系随之瓦解，山西全境获得解放。从1947年到1949年，徐向前连续指挥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约25万人。太原解放后，徐向前的健康状况已经无法支撑继续率兵远征。他辞去前线职务，到青岛治疗。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身体尚未康复，没有正式到岗，具体工作由聂荣臻代理。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此后，他长期参加军队和国防建设工作，曾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4年，他开始出版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把几十年征战中的经验、教训和大量军史细节留给后人。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1955年授衔前，妻子问李达评什么衔，李达说："可能中将，也可能少将，我贡献太少
1955年授衔前，妻子问李达评什么衔，李达说："可能中将，也可能少将，我贡献太少。"结果一出来，李达自己都愣了。张乃一当时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身边的同事谈论军衔的话题越来越多，张乃一也跟着好奇起来。那天家务忙完，张乃一见李达正伏案处理公务，便开口问了这个问题。李达放下手里的笔，沉默片刻，语气平静地说出那句话。这不是客套，李达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李达出身农家，早年当过教员，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一路从基层做起，最终走上参谋岗位，一干就是几十年。在李达自己看来，参谋这份工作，不上战场，不带兵冲锋，制定方案、统筹后勤、调配兵力、整理情报，这些活计看不出什么显眼的成绩。前线将领打出来的是真实的战功，参谋伏在案头推演的那些，外人很少知晓。但外人眼里，李达的份量从来不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李达随八路军第129师从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前线，担任师参谋长。在太行山区，李达对当地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处山势、每一座桥梁了如指掌，刘伯承送了李达一个绰号，叫"活地图"。邓小平也说过："李达这一手真了不起。"1943年8月，李达统一指挥太行、冀南军区部分部队及冀中警备旅，发起林南战役，一举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同年10月，李达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同时推动大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在日军的封锁下稳住了太行根据地的局面。叶剑英后来有过一句评价："算得上是一二九师参谋之父。"解放战争期间，李达一直辅佐刘伯承和邓小平。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李达拟定的作战部署为战役推进筑牢了基础。战争结束后，李达又赶上了抗美援朝。1953年4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据悉，毛泽东在商议人事时曾专门提到，李达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都做过参谋长，唯独朝鲜战场没有参与，若就此错过，是件遗憾的事。李达入朝后，协助时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组织指挥夏季反击作战，并参与了大量战后重建工作。杨勇日后谈起李达，总是称一句"活诸葛"。这些，李达从不主动对人说起。1961年率团访问苏联，中央拨给150卢布零用，李达只花了40卢布买了几罐辣椒酱，想送给正在苏联集训的国家女排队员，剩下的钱一分不少地交了回去。回国后照样住在那个多年没翻新的院子里，对子女的要求一贯严格，叮嘱踏实做人，家里绝不能搞特殊化。1955年9月，全军授衔名单正式公布，李达看到那行字，愣了好一阵没说话。多年以后，李达的女儿问起父亲是什么将官，李达笑着答了一句："芝麻酱、黄酱。"孩子们是后来在报纸上看到那份名单，才搞清楚父亲究竟是个什么级别。刘伯承曾评价李达是称职的参谋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曾转达过邓小平的一句话：李达是最好的参谋长。两位首长的评价，或许才是对李达这四十年参谋生涯最真实的注脚。
🌞五大常委站在外面，他站在最中间，个子最高，这个巨人究竟是什么人？19
🌞五大常委站在外面，他站在最中间，个子最高，这个巨人究竟是什么人？1978年12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留下了一张让很多人至今难忘的照片。那天，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字排开，站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位比所有人都高出整整一个头的篮球运动员。他叫穆铁柱，身高2米28，比后来的姚明还要高出两厘米。照片里，从左到右依次是汪东兴、邓小平、华国锋、穆铁柱、叶剑英、李先念、耿飚、陈锡联。一个打篮球的，怎么能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中间？这件事放在今天听起来都觉得新鲜，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切都有着深刻的含义。穆铁柱1949年出生在山东菏泽东明县，和新中国同岁。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家五口人经常要靠讨饭才能活下去。谁也没想到，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后来会长成亚洲篮坛的“巨无霸”。1972年，23岁的穆铁柱参军入伍，进入济南军区篮球队。凭着天生的身高优势和刻苦训练，他很快脱颖而出。1973年入选八一队，1977年成为国家队主力中锋。那时候的中国男篮在亚洲还不算顶尖，直到穆铁柱的出现，局面彻底改变。1978年曼谷亚运会，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是新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参加的首届亚运会。中国男篮一路过关斩将杀进决赛，穆铁柱在内线简直像座大山，对手两三个人包夹都挡不住他。最终中国队历史性夺得亚运会金牌，29岁的穆铁柱一战成名，被誉为“亚洲第一中锋”。载誉归来的体育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接见，于是就有了那张经典的合影。为什么让穆铁柱站在中间？最直接的原因是身高。2米28的个子站在边上，照片重心肯定会歪。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那个年代国家对体育的特殊期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完，中国即将开启改革开放的大幕。体育成了展示国家形象、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窗口。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年初就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国家争光。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健儿的功劳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穆铁柱的篮球生涯充满传奇色彩。他在场上不仅身高占优，技术也很全面。体重160公斤的他，脚步却很灵活，手上功夫细腻，还能给队友传出好球。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曾在一场比赛中狂砍80分，创下中国篮球史的单场得分纪录。在他带领下，八一队横扫国内篮坛，中国男篮也连续拿下多届亚锦赛冠军，牢牢坐稳亚洲霸主的位置。那个年代的篮球馆没有现在这么豪华，训练条件也简陋，但运动员们的拼劲一点不差。为了保证穆铁柱的营养，队里专门给他开小灶，他一顿能吃下一斤米饭。这种特殊照顾，体现的是国家对人才的珍视。那张合影的站位，其实打破了传统礼仪的规矩。按常理，中央领导接见群众，领导肯定站在最中间。可那天，五位常委主动分列两侧，把C位留给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这种安排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新时期，只要为国家作出贡献，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得到最高的尊重。照片传开后，很多老百姓看了心里都热乎乎的，觉得这个国家有奔头，各行各业都有出头之日。穆铁柱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缩影。他从要饭娃变成国家英雄，靠的是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时代的机遇。1978年以后，中国体育走上了快车道。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射落中国首金；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登上金牌榜首。这条通往体育强国的路，穆铁柱是早期的开拓者之一。他1987年退役后，曾任八一队教练，还客串过几部电影。2000年退休时，他享受副师级待遇。2008年9月14日，穆铁柱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享年59岁。消息传来，许多老球迷都红了眼眶。回头再看那张照片，里面的信息量很大。领导人穿的是深色中山装，穆铁柱穿的是运动服，两种着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却站在一起显得格外和谐。这种画面，恰好记录了1978年中国社会的微妙变化——政治氛围在变，社会风气在变，对人的评价标准也在变。体育不再只是锻炼身体，更成了为国争光的事业。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对高个子往往有种天然的敬畏感。古今中外，身材高大的人更容易被看作强者。穆铁柱2米28的身高，让他往那儿一站就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但真正让他赢得尊重的，不是身高，而是他在赛场上流下的汗水。单场80分、亚运会金牌、亚锦赛三连冠，这些硬邦邦的成绩，才是他站在领导人中间的底气。那张合影拍摄四十多年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穆铁柱到姚明，再到如今活跃在CBA的年轻球员，中国篮球一代代人在努力。穆铁柱那代人吃的苦、受的累，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起点。穆铁柱站在五位常委中间的那张照片，就像一个时代的标点符号，标记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启。
陈云力荐黄克诚复出，两人见面时，黄克诚开门见山问：你认为当前最该优先平反的是谁？
陈云力荐黄克诚复出，两人见面时，黄克诚开门见山问：你认为当前最该优先平反的是谁？这句话放到今天，大概会被人截图当“高情商开场白”的反面教材。但在1977年那个冬天，这句话说出来，重量完全不同。黄克诚那时已经消失了整整18年。庐山会议留下的那道伤，从壮年一直压到了老年，一只眼已失明，另一只眼仅存微光，头发全白，身体被岁月掏空大半。中央请他回来，给的职务是新一届中央军委顾问。但他一见面就先抛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心里不空——他不是来“被安置”的，他是来做事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值得交代清楚。文革结束之后，大量干部身上的冤案还没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像一堵墙堵在那里。光靠发文件、开会，很多事情推不动，因为具体经手的人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而且谁都怕担责任。这时候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有信服力、又愿意顶压力的人坐在核心位置上。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同时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他本人推辞过，理由是自己历史问题尚未平反，怕难服众。但这个推辞没被接受，原因很实际：这个职务要的不是每天坐班的执行力，而是“黄克诚”这个名字能带来的历史公信力。他受过冤、扛住过，还能讲出公道话——这三样凑在一起，在那个年代是真的稀缺。他接手之后，全力推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刘少奇案的复查平反。这件事阻力不小。当时负责的人里，有人绕路走，有人装没看见，有人怕查深了把自己牵进去。黄克诚的态度是：不管谁躲，证据要查清楚，查到底。他说少奇同志死得冤，这句话不是拿来做表态的，是他压了多年的判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历史的公正来得很晚，但终于来了。梁兴初的案子，是另一个侧面。这位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第38军军长，林彪事件之后被审查了将近十年，拿不出一件实质性的证据，挂在那里的核心理由是“上了林彪贼船”。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直说：梁兴初从小打铁出身，参加红军，受过九次伤，打了那么多胜仗，这种人怎么能凭一顶空帽子就一直压着？后来中央的结论是梁兴初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无关，免去党内外一切处分，恢复大军区正职待遇。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能看出黄克诚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不凭情绪，凭证据。受过冤的人里，有不少会把个人委屈带进判断里，拿自己的伤口去量别人的案子。黄克诚没有这样，他的参考系始终是事实本身。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黄克诚双目近乎失明，被人搀着上台，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他客观看待领袖晚年走过的曲折历程，同时坚定表态，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绝不能丢掉，刻意弱化、抛弃这面旗帜的人，终究会栽跟头、吃大亏。这个判断后来整理成文，1981年4月10日发在《解放军报》头版，骂声随之而来，说他守旧、愚忠。他没跟着骂声走。他一直坚持的逻辑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当下最要紧的是稳住局面搞建设。这和邓小平当时的判断基本一致，不是巧合，是两个人面对同一个历史处境得出的相同结论。生活上，他是出了名的不讲究。恢复工作后按职务可以建新房，他不要，继续住旧房子。屋顶漏雨，维修报价十几万，他说补一补不漏就行，花这么多干嘛。每月两道菜，来客加两道。衣服不穿烂不换。但对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遗属，他从五十年代起每月拿出一百元接济，几十年几乎没断过。自己日子过得很紧，对这件事从没动摇过。1982年，八十岁的黄克诚当选中纪委第二书记。1985年9月，他因健康原因主动辞职。别人劝他去南方走走，他说带着随员花国家的钱，又做不了工作，没必要。病重之后，他不愿占用过多医疗资源，拒绝不必要的特殊治疗，说不能再为党工作，不必再浪费钱财。198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84岁。一个人受了大委屈之后，最容易做的两件事：一是彻底翻案，把过去算得清清楚楚；二是彻底切割，跟过去的所有事划清界限。黄克诚都没做。他把该纠正的纠正了，把该坚持的坚持了，把自己那本战史里受的误伤咽下去了，因为他知道揭旧疤流出来的血不一定只是自己的。这种克制，不是软弱，是一种更难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