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里的那些国民党战犯，他们的人生悲喜，有一部分是来自女人，他们的这一部分个人历史，最接近平常人，其中，黄维的女人最让人感慨，王耀武的遭遇最让人唏嘘。

1948年淮海战役，黄维的十二兵团被全歼，他本人被俘，消息传到后方，国民党对外宣传黄维已经“杀身成仁”，还煞有介事地举办了追悼会。
黄维的妻子蔡若曙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和几个孩子，在国民党安排下撤往台湾，但她心里一直有个直觉或者说是信念——她的丈夫没死。
她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最终从黄维的老长官陈诚那里确认，黄维还活着，只是被关押改造。
得知丈夫还活着，蔡若曙做了一个在那个年代近乎疯狂的决定：放弃台湾的一切，回大陆等丈夫。1950年，她带着孩子悄悄经由香港回到上海，在图书馆找到一份抄书员的工作，一边养家糊口，一边等着功德林的那扇门打开。
这一等，就是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的等待不是抽象的，是具体到每一天每一夜的煎熬。蔡若曙可以去功德林探监，每次她都劝黄维好好配合改造，争取早日特赦。但黄维是什么人？功德林里出了名的“硬骨头”，他拒绝改造，一头扎进永动机的研究里，对妻子的苦口婆心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都出来了，蔡若曙以为丈夫也快了，结果名单上没有黄维的名字。那一天，精神崩溃的她吞下大量安眠药，想死在图书馆里，幸好被同事发现救了回来。
但这仅仅是开始。此后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幻听、幻视、失眠，每天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她的身体垮了，不能工作了，上海图书馆给她办了病退，靠退休金和公费医疗勉强维持。那段日子，她每天都在担心丈夫会不会又出什么事。
黄维，这个固执的老军人以为自己在狱中吃的苦叫苦，殊不知监狱外面的妻子吃的是另一种更残忍的苦——眼睁睁地看着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熄灭。
直到1975年，毛主席发话“都放了吧”，黄维才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走出了功德林。那一天，他提着行囊走出大门，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女儿身边。黄维的女儿黄慧南后来说：“爸爸刚出来那段时间非常得意，因为像妈妈这样等他的妻子很少。”
但是这份得意没有持续太久。
黄维出来后在北京担任政协文史专员，每天需要上班。蔡若曙却患上了严重的分离焦虑，她害怕黄维再度消失，每天都要提前赶到他单位门口接他下班。黄维嫌烦，两人为此吵架。1976年春天的一个午后，黄维给妻子喂完药，看见她睡着了才松了口气，可他刚放松下来，蔡若曙就偷偷溜出家门，走到了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边。
她纵身跳了下去。
等了二十七年，真正团聚不过一年，这个用一生来等一个男人的女人，最终用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蔡若曙的故事是忠贞的极致，也是忠贞的悲剧——她用全部生命去爱一个人，那个人的顽固却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

比起黄维，王耀武是另一种更悲惨的遭遇。
王耀武在国民党将领中算是难得的“模范丈夫”，他二十岁出头娶了福州地方法院推事的女儿郑宜兰，婚后感情极好，育有六男一女七个孩子。在那个妻妾成群的年代，王耀武在外从不沾花惹草，对妻子的忠贞在国民党高层中有口皆碑。
济南战役前，王耀武已经预感到了失败的结局，他把多年来做生意攒下的全部家当都交给了郑宜兰，让她带孩子们走，自己留下来死守济南。
1948年9月，济南城破，王耀武被俘，关进功德林，他在狱中积极改造，心态调整得很快，1959年成为首批特赦战犯之一。
王耀武以为出狱后就能和妻儿团聚了。他托人联系在香港的郑宜兰，结果等来的不是重逢，而是一封离婚协议书。女儿王鲁云亲手把这封信交给父亲，王耀武看后当场瘫倒，随即中风，送到医院抢救才捡回一条命，苏醒后半身不遂。
郑宜兰为什么要离婚，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沈醉在回忆录里写，郑宜兰卷走了王耀武的全部财产，跟副官王相宾私奔到了哥斯达黎加。
但王耀武的女儿王鲁云后来出面澄清：母亲并没有跟副官私奔，那些说法是以讹传讹；母亲终身未再嫁，一直一个人生活。
也有说法说郑宜兰长期在香港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宣传影响，对大陆心存恐惧，不敢回来，又不想耽误王耀武在大陆的生活，所以主动提出离婚，让他另娶。
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但铁的事实是——王耀武把全部家产交给了这个女人，出狱后她选择了不回来。不管离婚的理由多么体面，在当时的王耀武看来，这份被辜负的感觉刻骨铭心。
王耀武中风后半身不遂后，经人介绍娶了一位普通的女教师照顾他的起居，1968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沈醉后来评价说：“如果王耀武不是第一批特赦的战犯，说不定还能多活十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刺痛人心：不是监狱毁了他，是妻子的背弃要了他的命。

命运这东西，有时比最刻薄的小说家还要狠。
蔡若曙用死来证明爱情的忠贞，郑宜兰用一纸离婚书把丈夫最后的念想斩断。人性这东西，多数时候是经不起苦难考验——只有真正经历了生死荣辱、起落沉浮，才知道枕边人是人是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