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反击战，解放军宣布撤军后，黎笋迅速命令越军在谅山以南全部停止反击行动
1978年12月的北京寒意正浓，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高层却无暇陶醉在改革新篇的喜悦里。南疆传来的边情急报，提醒人们：在国际棋盘上，新生的中国仍须用钢铁与意志守住大门。
越南统一后，黎笋迅速掌权。出于对“老大哥”苏联的倚重，也为了巩固个人地位，他在1976年至1978年连续六次大规模征兵。从河内到湄公河三角洲，宣传车日夜招募，“保卫祖国”的标语铺天盖地，亲华将领则悄然被边缘化。扩军背后，既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有内部派系角力的需要。

与此同时，中国正以“倒计时”的心情筹划改革开放，百废待兴，边境却不断被挑衅。广西龙州、云南马关的村民时常在清晨听到枪声，边民被袭的消息不断。外交警告、谈判备忘录犹如纸上谈兵，损失的土地与生命却赤裸裸。局部战争的选项，被摆上了桌面。
1979年2月17日凌晨，解放军前沿阵地炮火齐发，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东线总指挥的名单落在62岁的许世友桌上，他沉声一句：“时间不等人。”随即主力部队穿山越岭，直指高平。联合火力配合下，越军防线摇摇欲坠，两天后，高平失守。越军第346师残部退入密林，连夜向南求援。
苏联的舰队在金兰湾外晃悠，却迟迟未敢更进一步。莫斯科的电报只字未提实际驰援，更多像是象征性姿态。越南高层清楚这一点，却不敢公开，“北京的炮弹正敲打我们的屋檐”——一名越南军官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

3月初，谅山成了中越两军的焦点。邓小平在电报中限定作战线：“不过奇穷河。”然而，前线态势瞬息万变，许世友决定继续突击，他坚信“只有让对方疼一次，边境才能安宁”。炮队架设在北山口，坦克沿1号公路南推。3月4日黄昏，谅山地标性的大桥被我工兵占控，越军第6师、第8师被夹击后溃散，两名师长一死一残。
战果传到河内的那个夜晚，黎笋连夜召集政治局。有人建议调动后方预备队，有人主张与苏联商讨联合作战。黎笋却摇头：“硬打下去，只会让苏联把我们当前哨。”随即，他批准防线后撤，并下达一条命令：媒体只准报道“取得巨大胜利”，严禁提“谅山失守”四字。

3月5日凌晨，中央军委发来简短指令：“目标已达成，部队准备撤回。”指挥所里短暂静默。副师长低声问：“再向南二十公里就是公海岸线，要不要追？”许世友看着地图：“军令如山，回。”对话只此一句，却决定了接下来边境的炮火会在何时停歇。
撤退并非仓皇。后卫团分段破路，炮兵设三线火力点，确保大部队安全北返。越军几次探试性追击，都在步兵的交叉火力下偃旗息鼓。阮德辉后来接受采访，被问到为何不穷追不舍，他苦笑：“对手没有打算占领，我们何必非要把战场扩大？”

短短二十余天，中国军队以有限兵力摧毁越军多条防线，却在胜利顶点扭头北归。外界曾猜测是因后勤困难或苏联压力，其实更深层的考量在国内：改革初启，需要安稳环境；财政拮据，经不起长期拉锯；北疆仍需防备，不能让主力被南方吸走。把战场控制在可收可放的范围，才符合整体国家利益。
越南方面通过喇叭广播宣布“击退侵略”，然而边境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沉寂，比任何宣传都刺痛士兵的耳朵。几年后，两山阵地鏖兵不断，冲突余波仍在，可北京的改革步伐却再未被打断。有限战争的逻辑，由此写进了新中国的军事教科书：战略目标清晰，出手狠，收手更要果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