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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一步一步打下来，红军被围得越来越紧，损失不断扩大，兵员、粮食都跟不上。眼看着苏区保不住，最终只剩下一条路——撤。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长征”的开始。

长征之初，博古和李德依旧沿着原有的战略思路往前走，没有及时调整。他们一门心思想的是：“突破封锁线，去预定目标地区，坚持下去”，没考虑到一路上敌情变化，更没有充分调动指战员的意见，还是那种“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

结果，湘江战役成了一个血淋淋的分水岭。

那一仗，红军试图在湘江一线与追兵决战。李德主张的还是硬拼防御战，部队成批地往前顶。湘江两岸尸体堆积，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路线错误，战场选择错误，临场应变不足。

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直接掉到三万左右。很多老红军的说法是，那次“几乎把前期的老底打光了”。

对于博古来说，这一次的决策后果，是无法用任何漂亮的理论句子来解释的。你站在战争的地图前看，是箭头、是线条；可你站在前线看，就是一个又一个熟悉的战士再也回不来。

王震当时也是指挥员之一，他带的部队也在前线挨打。指挥员可以执行命令，但命令是谁拍的板，他心里清楚。

你说他对博古没意见？不现实。那种意见，既有对“路线错误”的深刻不满，也有对“纸上谈兵”的愤怒。

可历史走到遵义，事情发生了转折。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了遵义。

在那之前，博古已经感受到压力，长征一路上，质疑声和不满情绪都压不住。红军需要调整策略，这不是某个人的喜好，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开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前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摆到了桌面上。李德、博古作为主要负责人，被集中检讨，尤其是博古，他在党内的政治威信被一层层拆开，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这次会议有一个关键动作：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和路线问题上的主导地位。简单讲，就是把指挥权从“教条主义”的路线上，挪到了更实际、灵活的一侧。


博古在会上，基本上是承认错误的态度。他没有死撑，也没有试图“另起炉灶”拉帮结派，而是接受了组织的调整安排，从最高领导的位置退下来，退居二线。

这一点，在后来很多老红军的回忆里，是被反复提到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扛得住这种落差。从“最高领导”到“普通负责人”，还要继续在同一支队伍里工作，不闹情绪，不破罐子破摔，这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挺难。

王震对这段变化是看在眼里的。他从战场的角度，感受到了长征路线调整之后带来的生机；从组织生活角度，又看到博古的“下台”以及后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