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中有五位的悼词中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分别是朱德，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 其中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刘伯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家。其余四位元帅为什么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
在官方语境下，“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往往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理论体系上有重大建树，二是在党内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展现出极高的政治定力。
朱老总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他的战略眼光和政治理论水平毋庸置疑，理所当然享有“伟大”的前缀。刘伯承精通俄文，早年翻译了大量苏军教材，把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理论系统地引入解放军，官方称他为“理论家”实至名归。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三位，要么是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巨擘，要么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起到了定海神针的政治作用。他们获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重点彰显了他们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的绝对清醒与路线忠诚。
反观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四位元帅，他们的悼词同样字字千钧，评价极高，唯独缺少了这一特定称谓。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部分元帅辞世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限制，二是他们各自的革命贡献带有更偏向于“实干、战斗与建设”的独特烙印。
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离世的时间，都在那个极为特殊的年代。这直接影响了他们追悼会的规格，同时制约了悼词的词汇丰富度。
1972年1月，陈老总与世长辞。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极其复杂，追悼会最初定下的规格并不高。令人动容的是，毛主席在追悼会举行前，突然穿着薄毛裤、套着睡衣赶到了八宝山。他在现场眼含热泪，向陈毅的骨灰盒深深鞠躬。周恩来总理亲自致悼词。即便有最高领袖的破例出席，受限于当时文件起草的历史大气候，那份悼词连头带尾仅有600字左右。官方最终对陈老总的评价定格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那个时期，官方评价体系尚未完全恢复到后来的全面与细致，诸多复杂的理论称号均处于搁置状态。
贺龙元帅的情况颇为相似。他于1969年含冤离世，直到1975年才得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在那场仪式上，周总理强撑着病体，对着贺老总的遗像连鞠七个躬，全场泣不成声。官方对贺老总的评价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老总当年两把菜刀闹革命，在南昌起义时，他甚至还没正式入党，就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精锐部队交给了党指挥。他的一生是铁血征战、赤胆忠心的一生，官方用“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概括，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作为实干派将领的历史地位。那时候的大环境，并不具备全面梳理其理论贡献的政治条件。
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彭德怀元帅终于迎来了平反昭雪。在彭总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给予了他这样的评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彭老总为什么没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答案就藏在他光明磊落的风骨里。彭德怀的历史画像，始终是一位纯粹、刚猛、为民请命的猛将与实干家。
咱们回望一下1951年初的中南海居仁堂。当时的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后勤补给极度困难。彭德怀忧心如焚，连夜回国当面汇报。在会议上，当听到个别部门强调国内也有困难、物资调配不易时，这位性格耿直的统帅猛地拍了桌子。他大声疾呼前线战士缺衣少食、在冰天雪地中流血牺牲的惨烈现状，质问大家凭什么不全力支援。这就是彭大将军！彭总的一生未将主要精力置于书房钻研理论，他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倾注在了为穷苦百姓拼命的实际行动中。
官方用“德高望重”这四个极具分量的汉字，加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定性，完美勾勒出了彭老总横刀立马的伟岸形象。对于这样一位心直口快、将人民冷暖置于一切之上的人民子弟兵统帅，用革命家来赞誉他一生的战功与风骨，显得更为贴切。
聂荣臻元帅是四位中最后一位辞世的。1992年他病逝后，官方评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聂帅晚年的绝大部分心血，全部倾注在了新中国的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上。在黄沙漫天的大西北，在艰苦卓绝的试验基地，聂帅带领着大批科学家隐姓埋名，搞出了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图纸被撕毁的绝境，聂帅鼓励中国科学家挺起脊梁自己干；面对科研人员的生活困境，他亲自去各大军区筹措黄豆和肉类，力保科研人员的营养。
聂帅的工作性质，极其务实且具有高度的工程机密性。他抓的是具体的火箭研发，管的是导弹轨迹和核弹爆轰试验。他把对党的信仰，完全转化为了大漠深处护国重器的轰鸣。因此，官方评价他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卓越领导人”。这是一种对国防科技战线最高指挥官的最精准致敬。他的核心功绩在于用实际的尖端科技成果武装了共和国，这与侧重理论体系建树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天然的领域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