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明白，一顶轿子竟然需要三十二人抬？

万历六年，大明首辅张居正回湖北江陵老家葬父。一路上，一顶巨型轿子在官道上缓缓南行，前面有厅堂可以办公，后面有寝室可以睡觉，左右各带一间小侧房，两个书童站在里面伺候扇风焚香。

抬这顶轿子，据说动用了三十二名壮丁。

按明朝规矩，天底下最大的官坐轿也只许四个人抬，用八个人就算违制。那张居正凭什么敢用三十二个？问题是，这事到底是真的，还是有人往一个死人身上泼的脏水？

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得先弄明白古代轿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四千年前，大禹治水翻山越岭，走不了路的地方，前后各站一个人，扛着木架子把人抬过去，那就是轿子的雏形，古人管它叫"欙"。

到了唐朝，轿子基本属于皇室专属，阎立本画的《步辇图》里，唐太宗坐在一乘步辇上接见吐蕃使者，六个宫女扛着走，宰相上班都是骑马。

宋朝以后，轿子才真正流行起来，大到皇帝銮舆，小到民间花轿，满大街都是。

《东京梦华录》里甚至记录过一种豪华大轿，能同时坐六个人。宋太宗看不下去了，下了一道旨意，规定没有品级的人不许坐暖轿。

老臣文彦博年纪大了走不动路，特批才能坐。宰相赵普腿脚有毛病，也是皇帝特许的。可见在宋朝，坐轿子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待遇。

到了明朝，朱元璋把轿子的规矩收得更紧。

这位出身贫寒的皇帝对排场天然警惕，有一次手下人建议把轿子用黄金装饰一下，朱元璋说用铜就行。臣下拍马屁说，用纯金也花不了多少钱。

朱元璋回了一句大意是，朕富有四海，用得起金子，但奢靡之风一开，上行下效就收不住了。

明朝的《舆服志》规定得很死，景泰四年开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才能坐轿。弘治七年又加了一条：坐轿只许四个人抬，用八个人就要上报朝廷。

公侯伯爵、都督一类的武将，不管年纪大小一律不准坐轿，得骑马。

永乐年间驸马胡观坐了晋王的棕轿，立刻被给事中弹劾。隆庆二年，应城伯孙文栋坐轿出入被人告了，直接罚俸。你看，四人抬轿就是天花板，八个人已经属于胆大妄为，三十二个？

那跟造反有什么区别？

所以当"张居正三十二人抬轿"这件事被记录下来之后，几百年来一直被当成权臣骄奢的经典案例来引用。可问题恰恰出在最初的记录者身上。

写下这段话的人叫王世贞。明代文坛后七子之一，名满天下，文章写得漂亮。但王世贞跟张居正之间，有一笔旧账。

两人是嘉靖二十六年的同科进士，起初关系还不错。

转折发生在万历四年，张居正的妻弟在江陵欺辱知县，王世贞上书请求严办。张居正心里不舒服，先是把王世贞调到南京大理寺这种清闲衙门，接着又发动吏部夺了王世贞的俸禄，最后干脆指使言官弹劾，让王世贞回老家待着去了。

一个文坛领袖，被一纸政令赶回乡下，搁谁心里都咽不下这口气。

张居正万历十年病死。死后不到两年，万历皇帝翻脸清算，抄家夺爵，张家子弟流放的流放、饿死的饿死。整个朝堂风向急转，骂张居正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王世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了《嘉靖以来首辅传》，其中关于张居正的那一篇，笔锋辛辣，把张居正描写得贪权好色、奢靡无度。

三十二人抬轿的段落就出自这部书：原文说真定知府钱普造了一顶步舆，前面是大厅，后面是卧室，两侧各有一间小屋，用了三十二名士兵来抬。

几乎同一时期，另一个文人焦竑在《玉堂丛语》里把王世贞的这段话原封不动抄了进去。

焦竑是理学名流，跟张居正也有过节。张居正搞"夺情"不丁忧守孝，违背了程朱理学的伦常规矩，焦竑一直耿耿于怀。再加上张居正禁毁书院，焦竑对他更加反感。

两个人互相抄来抄去，三十二人抬轿的说法就这么坐实了，后来连《明史》编撰者都当成了素材。
可是你仔细想想，这事合理吗？

明朝规矩，最大的官坐轿也只许四人抬。

清朝沿用明制，根据《清史稿》记载，皇帝的步舆也只有十六个人抬。张居正要是真用三十二个人，那就是皇帝规格的两倍。一个再怎么嚣张的权臣，在明朝那种政治生态里，敢干出这种事？

明代言官号称最不怕死，有"风闻奏事"的特权，听到风声就能弹劾你，不需要实锤。

张居正在位的时候得罪了那么多人，如果真有三十二人抬轿这种事，言官们会放过这个把柄？可翻遍张居正生前和死后的弹劾奏章，没有一个人拿轿子说事。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沈德符。

沈家祖辈都是京官，沈德符从小在官场圈子里泡大，写了本《万历野获编》，专门记录万历年间的朝野逸闻。

这位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学者，也提到了张居正的那顶轿子，但只说轿子体积不小，可以放下书童和屏风卧榻，张居正很喜欢。

一字没提三十二人。按沈德符的个性，如果真有三十二人抬轿这种爆炸性新闻，不可能不写。


信息出处：
《明史·舆服志》（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95年版）
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0期，吴美凤《"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张居正的三十二人大轿》
中国新闻网，《轿子的历史：大禹治水时就有 汉朝时曾受冷落》（2015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