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已经站在了楼下，身后还带着一帮人。楼上的王世英正在烧文件，火盆里的纸还没烧干净，门口的脚步声已经上了台阶。跑？来不及了。不跑？那就是死。王世英用了三秒钟做了一个决定——他脱掉外套，把围巾挂到窗台上，然后提起一把紫砂壶，面带微笑地走下楼去。他对着特务头子笑呵呵地说：哎呀，来啦？坐坐坐，我给你泡壶好茶。这个特务头子叫史济美，中统上海站站长，谋划过向忠发叛变案的狠角色。而王世英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驻南京特派员，代号"老余"。

王世英是山西洪洞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庭。年轻时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因为带头闹学潮被学校开除。换别人可能就认命了，王世英不，他跑去开封参了军，1925年入了党，同年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

1931年，中共的情报网遭到毁灭性打击。先是顾顺章叛变，接着向忠发叛变，中央在上海、南京的地下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

就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陈赓找到王世英，郑重地交给他一个任务：你去南京，从头开始，重新建立情报网。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

王世英带着这把"剑"，只身赴南京。

为了站住脚，组织给他派了一个搭档——湖南浏阳的女党员李果毅，两人假扮夫妻。李果毅负责当秘书兼报务员，王世英负责在外面打探情报、发展关系。后来两人日久生情，1932年真的结了婚。

他们在南京夫子庙一带开了家"鸿昌南货店"，卖南北干货做掩护。一个开铺子的老板，谁会怀疑？
但有一个人怀疑了。

1932年11月，中统头子徐恩曾把手下最能干的特务史济美派到上海当站长。史济美一上任就干了件大事——查抄了中共机关报《红旗日报》的秘密印刷所。印刷所负责人陈玉仁扛不住严刑，叛变了，供出了一批地下党员的名单。

王世英的名字赫然在列。

更要命的是，史济美早就对王世英夫妇起了疑心。李果毅是湖南人，以前在农会干过，她去世的前夫也是共产党。这些线索串在一起，史济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甚至专门安排了一个女特务黄细妹，天天盯着李果毅的行踪。

有一天，李果毅从仁德医院取完秘密信件坐黄包车回家，黄细妹一路尾随
。
王世英收到消息，立刻意识到：必须跑了。

他一边烧文件，一边让李果毅带着店员阿荣先走，到火车站旁的小树林等他汇合。火盆里的纸还在烧，王世英穿上外套戴上围巾正准备下楼——

门口出现了史济美的身影。

这一刻，王世英的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他做了三个动作。第一，脱掉外套。第二，把围巾从脖子上取下来，搭在窗台上，里外各搭一半。第三，拎起一把紫砂壶，慢悠悠地走下楼去。

围巾是他和李果毅约定的暗号。李果毅去世的前夫被敌人押赴刑场时，围巾是前后搭的。从那以后，两人约定：围巾全向前搭表示平安，前后搭就表示出事了。王世英把围巾挂在窗台上，就是告诉李果毅——别回来。

下楼后，王世英提着紫砂壶，跟史济美打招呼，语气轻松得像在招待老朋友。

"你稍坐，果毅出去买菜了，等她回来烧几个好菜，咱们喝两杯。"

王世英给史济美沏上等普洱茶，然后旁若无人地拨起算盘算账。一个南货店老板，不算账干嘛？
史济美坐在那儿，心里犯嘀咕。这人也太淡定了，不像是有鬼的样子。但他还是忍不住试探："听说你现在的夫人，前些年跟她男人在湖南闹过农会？她前头那个男人是共产党？"

王世英头都没抬，淡淡地说了一句：那是潮流嘛。你我在学校，不也闹过学潮吗？

一句话把史济美逗笑了。

王世英又给他添了茶，然后拎起一个空暖壶说：你稍等，水开了，我上去灌暖壶就下来。

他故意踩着重步上了阁楼，打开水龙头，在水池里放满了锅碗杯盘，让水声哗哗哗地响。楼下的史济美听着水声，以为他真在灌暖壶。

但王世英已经推开窗户，爬上了房顶。他猫着腰翻过屋脊，跳进隔壁陈太太家的阳台，穿过房间，从杂货铺后门跑到了街上。

等史济美觉得不对劲冲上阁楼的时候，只看到自来水流了一地。

鸿昌南货店的老板，人间蒸发了。

但故事没有到这里结束。

逃出南京后，王世英回到上海，接手了一个更狠的活——重建中央特科的"红队"。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干一件事：处决叛徒和特务。

1933年，中统搞了一个"细胞计划"，往共产党地下组织内部安插卧底。这个计划的制定者，是王世英的黄埔同学钱义璋。王世英查出内鬼后，将计就计，让内鬼发出假情报引钱义璋上钩。钱义璋带着20多个特务扑过来的时候，王世英和红队队员早已埋伏在对面楼顶。枪响之后，钱义璋被王世英一枪击中后心，当场毙命。

而那个在南京放走了王世英的史济美，也没能活太久。不久后，红队在上海石门一路设伏，史济美中弹身亡。

1968年，这位被称为"党内海瑞"的老特工，在肺癌晚期遭到迫害，含冤去世，终年63岁。1979年平反昭雪，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厅第一排，与朱德、彭德怀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