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员赵兴兰被捕。一个伪军给他送饭时，突然敲了敲碗底，还说要救他出去，赵兴兰说出了暗号，谁知伪军却一脸茫然！

1942年春天，苏北日伪监狱的一间囚室里，浑身是伤的地下党员赵兴兰盯着面前的牢饭，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刚才送饭的伪军放下碗时，特意用指节敲了两下碗底，等那人走后，他扒开米饭，底下藏着张指甲盖大的纸条，只写了四个字：救你出去。

按常理，这该是组织来接应的信号，可第二天赵兴兰趁着送饭的机会，低声说出内部约定的暗号“姥姥几亩地”时，那伪军却一脸茫然，像听天书似的，半点儿回应都没有，这一下赵兴兰的心直接沉到了谷底，到底是敌人设的圈套，还是另有隐情？

搁以前赵兴兰就是个教书育人的先生，温文尔雅，满肚子墨水，抗战爆发后，他扔下粉笔投了八路军运河支队，本来一门心思要上前线杀鬼子，可时任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的康志强，一眼就看中了赵兴兰的机灵和文化底子，康志强跟他说，好的情报员能顶十万兵，无声的战场，比正面拼杀更需要他这样的人。

就这么着，赵兴兰换上长衫礼帽，骑上当时稀罕得不得了的自行车，扮成了走南闯北的富商，他天天泡在酒馆、商号里，跟伪军头头、商会老板称兄道弟，三教九流都能搭上话，源源不断的情报就从他手里送到了根据地。

后来陈毅元帅奔赴延安参加七大，走这条地下交通线的时候，赵兴兰还参与过护送工作，被首长亲口夸过“智勇双全”。

谁也没想到，变故出在自己人身上，和他搭档的情报员韩霞光中了敌人的美人计，熬不住酷刑投了敌，转头就把赵兴兰的身份卖得一干二净，那天赵兴兰揣着蜡封的绝密情报去运河支队，刚走到泗洪的哨卡，就被埋伏的伪军围了个严实。

枪口顶到胸口的瞬间，赵兴兰没掏枪反抗，张嘴就把蜡丸吞进了肚子里，对他来说，情报比自己的命金贵，人可以被捕，情报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进了大牢，敌人的手段全招呼上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竹签钉指尖，把赵兴兰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可赵兴兰咬死了口，就说自己是做买卖的商人，什么情报、什么地下党，一概不认。

硬的不行来软的，敌人先把赵兴兰岳父和妻子找来劝降，没想到老人家当着伪军的面假意念叨，等人一走就压低声音叮嘱：“就是掉脑袋，也不能当汉奸，别给祖宗丢脸”。

后来敌人又派女特务来，许赵兴兰五十两黄金、洋房铺面，说只要招了就远走高飞，赵兴兰当场就笑了，撂下一句：“黄金我不稀罕，我要日本天皇的脑袋，你能拿来吗，”直接把人怼了回去。

敌人没辙，就打算把赵兴兰押去徐州，秘密处决，也就是这时候，送饭伪军的神秘纸条出现了。

暗号对不上，换一般人可能直接就慌了，要么当成圈套彻底不信，要么抱着侥幸贸然答应，可赵兴兰干了这么多年地下工作，心里门儿清，我党情报工作历来是单线联系，不同系统的人员互不交叉，暗号更是各成体系，别说跨系统了，就是同一条线上的上下线，除了自己的接头人，旁人的暗号也一概不知。

这不是不信任，是隐蔽战线用血换来的规矩：一旦一个人被捕叛变，能波及的范围只有自己的直接上下线，绝不会牵连整条战线，也正因如此，很多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哪怕同在一座城市、同属一个阵营，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赵兴兰心里琢磨：自己是康志强这条线上的人，说不定这是敌工部另一条潜伏线的同志，不知道自己的暗号太正常了，退一步说反正自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大不了就是把死期提前几天，不如赌一把。

没过两天，第二张纸条来了，写着“明日押解徐州，半路听邵小平安排”，第二天一早，自称徐州日军宪兵队秘书长的邵小平果然来提人，一路押着他往卞塘河边走。

走到河边的时候，邵小平借口天热，支使日本兵去路边茶摊歇脚喝茶，等鬼子刚走远，他冲赵兴兰使了个眼色，低声说了句“往水里跳”，赵兴兰二话不说，纵身就扎进了河里，早就在附近等着的小船飞快划过来，一把将他拉上了船。

岸上的邵小平不慌不忙掏出手枪，对着河面连开数枪，事先准备好的鸭血在水里散开，一具假人也顺着浮了上来，等日本兵听见枪声跑回来，看见河面的血和“尸体”，都以为犯人跳河逃跑被击毙了，压根没起疑心。

直到安全回到根据地，赵兴兰才知道，送饭的伪军和邵小平，都是我军另一条潜伏线上的同志，为了救他，两个互不通联的地下系统临时配合，全程没对上一句标准暗号，全凭着“救同志、保抗战”的共同信念，把这场营救演得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