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晚年日子并不宽裕。下野隐居天津时，他借住在老部下的公馆，日常开销全靠旧部门生接济，后来他南下上海定居，蒋介石先是派人送去巨款，之后又每月拨付生活费长期照料。这笔钱，最早不是从上海送来的，是从天津开始的。

主要信源：（凤凰网——段祺瑞的晚年生活 蒋介石接他到庐山养老）

1926年4月，段祺瑞从北京临时执政的位子上跌落。

三一八惨案引发的舆论风暴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冯玉祥的部队围了他的私宅，张学良也拒绝继续支持。

他逃进东交民巷使馆区，在皖系旧部李思浩租的房子里藏了近4个月，随后悄悄回到天津，寄居在旧部魏宗瀚的公馆内。

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虎，就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关于段祺瑞的清廉，民间一直有诸多传说。

他确实不置房产不蓄存款，但这背后另有隐情。

在北京执政时，段公馆养着百十号人，门房分班，马圈有车马，中西餐厨子俱全。

段祺瑞本人不抽烟不嫖赌，唯一的消遣是下围棋，为此他长期供养国手按月发薪。

加上夫人吸食大烟，长子在外花天酒地养姨太太，客卿亲友的月例，每月开支极其庞大。

这些钱并非出自他的私人腰包，而是由陆军部全额承担。

公馆的吃喝由陆军部采购配送，下人工钱和棋手薪水全部挂靠陆军部领军饷，连姨太太的丧事都是陆军部操办。

特权供养了一切，他自然无需存钱。

1928年下野后，这套体系瞬间瓦解。

段祺瑞搬到上海法租界租房居住，每月租金120块大洋，靠旧部接济度日。

田中玉送米，陈调元给钱，王揖唐等人凑份子，日子勉强维持。

他甚至开始亲自核对家中账目，连买几斤米都要过问。

昔日的总理沦落到算计柴米油盐。

更为难堪的是，他曾向黎元洪借了7万多块大洋无法偿还，被对方告上法庭。

他坦言若贪财不至于如此，这句话听着硬气，实则透出失去特权后的无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东北，随即盯上华北。

段祺瑞作为北洋元老，成为日方重点拉拢对象。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登门，许以金钱武器请他出面主持华北局面。

段祺瑞明确拒绝，表明自己是中国人绝不做汉奸傀儡。

土肥原不死心，又派旧部王揖唐当说客，结果被段祺瑞当面痛斥。

当时段祺瑞住在天津日租界，处境危险，传闻日方准备强行劫持他。

蒋介石此时出手，派钱永铭携亲笔信赴津，请他南下。

1933年1月21日，段祺瑞抵达浦口，蒋介石派数百人迎接并亲自搀扶上岸。

段祺瑞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在南京停留两夜便前往上海，他知道蒋介石要的只是一块不会倒向日本的招牌。

在上海法租界，段祺瑞每月领取生活费，但嫌数目太多，经蒋介石示意可分给旧部后。

他便只留少量自用，其余全部分给生活困难的北洋旧人。

国民政府曾授予他委员头衔，他坚决推辞。

1935年他胃溃疡发作需要住院，500块大洋的医疗费拿不出，最后还是旧部凑钱送医。

他的胃病与长年吃素有关。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跪在死者遗像前立誓终身食素赎罪。

这一戒就是10年。

1936年秋，他胃部穿孔出血，吃什么吐什么，人瘦骨嶙峋。

医生诊断胃已烂掉一半，劝他开荤进补，家人也跪求，但他始终不肯破戒，认为人可死荤不可开。

对他而言，吃素早已超越宗教意义，成为他丧失一切后唯一还能自我掌控的秩序。

1936年11月2日晚，段祺瑞在上海病逝，享年71岁。

临终前留下八勿遗嘱，告诫国事。

国民政府拨款20万治丧，长子段宏业执意将他归葬北京，灵柩暂厝香山卧佛寺。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征用寺庙，段家被迫将灵柩草草埋于西郊路边。

直到1963年，在章士钊主持下，段祺瑞的遗骸才移葬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仅刻合肥段公芝泉之墓七字。

回望段祺瑞的一生，功过交织。

他三造共和，也在安福国会贿选和三一八惨案中留下污点。

他确实没有买房置地，但掌权时对公帑的随意支配同样经不起推敲。

西原借款巨额债务被他视为可以不还的烂账，对手下人则一味袒护。

在民族存亡关头，面对日方的威逼利诱，他没有屈服。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人，但在大节上守住了底线。

一个人的历史评价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段祺瑞的复杂恰恰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混沌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