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老农为证明自己是红军，在北京拦下最高检检察长的车。门卫以为他在胡闹，他却嘶吼着喊出五个字：“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车上的人瞬间呆住了。旁人只道这是疯话，唯有走下车的老首长知道——这是长征路上，那个“红小鬼”的唯一凭证。
 
肖成佳出生于1916年，12岁在家乡参加红军，编入红九军团宣传队，部队行军间隙会编排短剧鼓舞战士，剧目花机关里，他固定出演3号角色，战友都用三号花机关称呼他，长征路上黄火青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亲自教过肖成佳苏联红军歌曲杜娘歌，这段过往只有两人知晓。
 
西路军作战阶段，肖成佳负伤和大部队失去联系，辗转回到江西老家务农，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到当地相关部门提交材料，申请恢复老红军身份，当年同行战友大多牺牲，找不到证人，档案始终只能登记普通农民，数十年里这件事压在他心头。
 
1979年，肖成佳在报纸上看到黄火青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新闻，他揣着80元路费，背着粗布行李，一路坐火车赶到北京，第一次进城路线不熟，连续打听半天才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门。
 
肖成佳蹲在大院门口等候多日，多次请求警卫帮忙通报，都被按规定回绝，警卫不认识他，也没有权限直接联系检察长，没有办法放行他进入办公区域，老人只能守在路边盯着进出车辆。
 
5月，肖成佳借口借用院内厕所，得到哨兵允许走进大院，他在长廊来回走动，没找到黄火青的办公室，这时一辆挂公务牌照的车从办公楼驶出，准备开出大门。
 
肖成佳看清车上随行工作人员的着装，判定车内是单位领导，他怕错过这次机会，直接快步冲到车头前方，张开双臂拦在路面，院内警卫、值班人员立刻围拢过来。
 
肖成佳反复说自己要找黄火青证明红军身份，现场工作人员依旧半信半疑，车内随行干部下车询问完整情况，听完老人的讲述，同意带他前往办公楼等候接见。
 
十几分钟后，肖成佳走进三楼黄火青的办公室，他快步上前握住对方的手自报姓名，黄火青仔细打量面前白发老人，相隔四十多年，一时没能认出当年宣传队的少年，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
 
肖成佳看见老首长记不起自己，挺直身体开口说，我是三号花机关呀。
 
黄火青当场停下动作，让肖成佳坐下细说当年经历，肖成佳完整讲述红九军团行军、西路军失散回乡的全部经过，还当场完整唱出杜娘歌，这首歌是当年黄火青亲手教给他，除二人之外极少有人熟悉完整歌词。
 
交谈结束，黄火青当场亲笔写下身份证明，写明肖成佳红九军团老红军的身份，标注两人共事的完整时间线，加盖个人印章，这份书面材料具备官方证明效力。
 
肖成佳收好证明信，辞别黄火青动身返回江西泰和，拿着这份手写材料提交当地民政部门。当地工作人员核对地方志与相关红军档案，确认材料真实有效，为他恢复红军失散人员全部相关待遇。
 
恢复身份之后，肖成佳不用再反复奔走递交材料，当地为他落实医疗补助、生活补贴，档案里农民的标注正式更正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士，老人多年的心结彻底解开。
 
1983年，肖成佳离世，终年68岁，距离他进京拦车恢复身份刚好过去4年，家人遵照老人遗愿，在墓碑上刻下老红军肖成佳六个字，留存下属于他的革命履历。

官方信源：黄火青《一个老检察长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