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麾下四大军长里，他最是可惜。他曾任红四军军长，资历战功远超许世友，后职务一度下滑，险些被后者反超。关键时刻，刘伯承对他委以重任，让他在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重回核心指挥岗位。凭借刘帅的重用与自身战绩，稳住了地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与许世友平级，未被超越。
这位将军是谁？

1955年授衔名单公布时，王宏坤是上将，许世友也是上将。
两个人同出红四方面军系统，又都和红四军有过极深关系，这个平级结果，表面看不刺眼，往前翻二十年，却能看出一段很硬的起伏。

王宏坤不是一路平稳走到上将位置的，他曾经站在红四军军长的位置上，又被调离这个核心主力军，眼看许世友接过他的岗位。这个变化，对一个红军老将来说，不只是职务挪动，更像战场评价重新洗牌。

红四军不是普通部队。
1933年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后，王宏坤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那几年，四方面军刚从鄂豫皖转入川陕，通江、南江、巴中一带还没坐稳，敌军一轮轮压过来，红四军要顶正面，也要撕口子。

能把这支部队交给王宏坤，说明他早年的战功和资历足够硬。
那时的许世友，虽已是猛将，却还在红九军副军长兼师长的位置上，和王宏坤隔着一层。

可战争从不按资历表排座次。
1935年，红四方面军经过广昭、陕南、嘉陵江等战役后进入长征阶段，王宏坤不再继续担任红四军军长，转任方面军副参谋长、川康省军事部指挥长、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等职。

也就在这一年，许世友任红四军军长。

副参谋长听起来不低，可红军时期最能证明一个将领分量的，还是能不能直接带主力军打硬仗。王宏坤从红四军调出，许世友接上来，这一进一出，足以改变两人在四方面军内部的观感。

王宏坤可惜，就可惜在这里。
他不是没打过仗的人，更不是靠履历撑门面的人。

1927年黄麻起义后，他进入红军系统，从连长、团长打到师长。1930年攻罗山，他率一连和军部手枪队担任南门主攻，战前登云梯打掉城墙垛口上的九盏油灯，为部队突击打开条件。

1936年，王宏坤复任红四军军长，后来又任红四军政治委员，这说明他并没有被彻底边缘化。
可是抗战开始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他任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长，率旅部和第七七零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任务。

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安全不能出漏洞。
王宏坤此时要做的，不是争一时锋芒，而是把一支部队稳稳放在战略后方。

转折出现在冀南。1938年12月，王宏坤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参与领导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平原和川陕山地完全不同，山地能藏，平原难躲，日伪军扫荡一来，村庄、道路、河渠都可能变成危险。

王宏坤在这里重新适应战争。
他不能只靠红军时期那种硬冲硬打，还要学会分散、袭扰、破路、伏击，让小部队在敌占区缝隙里活下来。

到1945年，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这个安排，把王宏坤重新放进主力战略体系。刘伯承用人很实际，不看一个人过去有多风光，只看眼前任务能不能扛。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47年以后。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主力远离老根据地，粮食、弹药、伤员安置都成了压力，国民党军又从多路围压。9月，王宏坤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率部越过平汉铁路，开辟桐柏解放区。

12月2日，第十纵队西进桐柏途中遭白崇禧三个整编师围攻。
部队若被缠死，不只自身危险，也会影响大别山方向的支撑。王宏坤率部突围，硬把队伍带出包围圈，这一关过了，他在刘邓系统里的位置就稳了一截。

突围只是保住队伍，邓县战役才是打开局面。
1948年1月，王宏坤指挥邓县战役，全歼国民党守军约七千人，为桐柏解放区站稳脚跟打下基础。几个月后，他又参加宛西、宛东战役。到7月襄樊战役时，王宏坤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攻克樊城、襄阳，歼敌二点一万余人，俘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

这个战果分量很重，它切断了华中与西北国民党军之间的联系，也证明王宏坤不只会带旧部，还能统合不同系统部队作战。

王宏坤没有被许世友真正反超，靠的不是早年资历，也不是别人照顾面子。
1935年的调离，让他尝过从核心主力位置退下来的滋味；冀南平原的游击战争，让他补上了另一种作战经验；第十纵队和桐柏战场，又给了他把能力重新拿出来的机会。

许世友一路以猛、硬、敢打著称，王宏坤则是在几次位置变化里，把自己从旧有光环中拔出来，重新证明能担大任。

新中国成立后，王宏坤出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参与组建人民海军。

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与许世友同列上将。这个结局不算戏剧化，却很耐看：一个人跌出过最锋利的位置，还能靠后来一连串具体任务把位置挣回来。

战争年代最冷的一条规矩，大概就在这里，履历会被记住，但真正托住人的，还是下一次命令到来时，你能不能把队伍带到该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