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晚年，面临接班人问题，就把自己最信任的老臣寇准从青州召回商量，寇准之前做枢密副使在朝堂和枢密使吵架，君前失仪，两人都被贬黜。
这次召见，表面是在问一个儿子能不能当太子，实际是在处理北宋开国以来最棘手的一次权力交接。宋太宗不是没有人选，而是不愿把自己的心思过早亮出来。谁先开口拥立，谁就可能被看成结党；谁判断错了，轻则外放，重则牵连一生。
储位迟迟未定，有现实原因。长子赵元佐早年很受宠爱，后来因病失常，又在宫中纵火，雍熙二年被废为庶人。次子赵元僖曾任开封府尹，被视为有力人选，却在淳化三年突然去世。排在后面的襄王赵元侃，才一步步走到众人视线中央。
可朝臣不敢讨论。冯拯等人曾请求早立储君，宋太宗听后大怒，把他们贬往岭南。此事传开，朝堂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都看得明白，立太子关系天下，却又是皇帝最不愿别人替他作主的事，稍有不慎，就会被怀疑在皇子之间押注。
就在这种气氛下，宋太宗想起了寇准。这个人说话直，脾气也硬，做枢密副使时，曾与负责枢密院事务的张逊多次在皇帝面前争执。后来双方互相指责，越说越重，宋太宗认为他们有失大臣体面。淳化四年，寇准被罢去中枢职务，出知青州，张逊也受到贬处。
寇准离京后，宋太宗并没有真正把他忘掉，还不止一次询问寇准在青州过得怎样。这说明皇帝恼的是他的做事方式，并不怀疑他的判断和忠诚。到了淳化五年，储位问题已经无法再拖，寇准被召回京城，重新进入决策中枢，随后担任参知政事。
两人见面时，宋太宗没有让群臣围着讨论，而是直接问寇准：几个儿子里，谁能托付天下？这句话听着简单，分量却很重。只要寇准说出一个名字，他就会立刻成为那位皇子的公开支持者，也会让其他皇子和相关势力记住他。
寇准没有接这个“点名题”。他的意思是，皇帝是在替天下选择继承人，不能听后宫妇人和宦官摆布，也不能把决定交给身边大臣。谁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应当由皇帝亲自判断。话说得不软，却把立储的权力和责任一并推回宋太宗手中。
宋太宗低头想了很久，又让左右退下，才试探着问：“襄王可以吗？”直到这一步，寇准才给出回应：父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既然已经认为他合适，就应尽快决定。这不是含糊，更不是推卸，而是一种很有分寸的肯定。
寇准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替皇帝挑儿子。他只守住两条线：储君必须符合天下需要，最终决定必须由皇帝承担。这样既避免自己成为“拥立功臣”，又提醒宋太宗，不能再让储位长期悬着。皇帝需要的，恰恰不是一位替他下注的大臣，而是一位敢把责任说清楚的人。
淳化五年九月，赵元侃出任开封府尹，进封寿王。开封是京城，亲王兼任开封府尹，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储君意味。不过，这时还没有完成正式册立。直到至道元年八月，也就是995年，宋太宗才下诏立寿王为皇太子，并将其改名为赵恒。
这一步不只是换个称号。宋太宗又安排李至、李沆等人辅导太子，要求他们遇到不合礼法的事情必须直言。换句话说，赵恒从此不再只是皇帝家中的第三个儿子，而是被放进一整套可以公开运行的继承制度里。名分、师傅和朝臣关系，都开始围绕未来交接重新排列。
册立礼完成后，京城百姓拥在道路两旁欢呼，有人直接称赵恒为“少年天子”。宋太宗听说后并不高兴，担心人心这么快转向太子，自己反而被冷落。他把寇准叫来询问，寇准却向他道贺，说这是国家的福气。
这句话让宋太宗醒过神来。百姓接受太子，并不是催老皇帝退位，而是说明继承安排得到了认同。对一个王朝来说，储君有人望，交接才有基础。宋太宗随后转怒为喜，还留下寇准饮酒。此时的寇准，依然没有夸自己有识人之明。
两年后宋太宗病逝，宫中果然有人试图绕开太子，另立赵元佐。幸而宰相吕端及时控制局面，坚持依照先帝已经确定的名分办事，赵恒最终顺利即位。回头再看，995年的正式册立绝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礼仪，而是一道提前筑好的防线。
寇准在这场接班安排中真正留下的，不是推荐了谁，而是教会宋太宗怎样作出一个不能推给别人的决定。他没有迎合皇帝，也没有抢着表忠心，只用几句话把家事、国事和君臣分寸划清。越是关系天下安危的选择，越不能靠热闹表态，真正可靠的意见，往往既不抢功，也不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