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在家吃晚饭时，突然闻到了一道菜的味道有些发苦，就皱了皱眉，对家人说：“这道菜有问题，别吃！” 那天晚上，北京城里一户普通人家的饭桌上，钱学森跟往常一样和家人吃饭。他夹起一块烧鸡，刚放进嘴里，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那味道不对，一股盖过了肉香的、带着皮的生姜苦味，让他瞬间警觉。 “这道菜有问题，别吃！”他当即放下筷子，脸色沉了下来。妻子蒋英也察觉到了不对劲。钱学森没多解释，立刻叫来警卫员：“马上送市公安局化验，走保密通道。” 三个小时，一份报告就递了回来，上面的字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菜里含有微量氰化钾。这玩意儿是剧毒，50毫克就要人命，而菜里的剂量，是致命量的三倍！ 消息上报到中央，周总理连夜批示：彻查！这已经不是一盘菜的问题，这是冲着咱们的国宝科学家来的暗杀。要知道，那时候的钱学森，回国快十年了，正领着一帮人埋头搞咱们自己的导弹，西方那些国家，眼睛都盯得死死的。 任务交给了谁呢？一个叫刁九勃的老兵。这人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侦察排长，在长津湖一个人俘虏过三个美军，后来一直在中央警卫局，身手和脑子都顶尖。 刁九勃接到命令，提着个帆布包就住进了钱家。他不像电影里的保镖，前呼后拥，他的战场，是钱家院子里的地砖缝，是厨房进出人员的登记表，是傍晚绕着住所外围走的那三圈。钱家的保姆后来回忆，刁秘书的皮鞋底，三个月就磨平了。 半个月后，一个细节让他心里“咯噔”一下。钱家门口卖菜的摊贩，袖套上打了块蓝补丁。巧了，当天中午，他发现厨师老许的袖套上，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蓝补丁。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刁九勃没声张，开始暗中盯着老许。那天下午，老许出门买菜，本来该往右边的菜市场走，却径直走向了门口那个摊贩。他买了几个大萝卜，几个土豆，就回家了。 机会来了。刁九勃找个由头支开老许，立刻检查那些菜。果然，一个萝卜被掏空了，里面塞着个小瓶子，装着白色粉末。化验结果出来，还是氰化钾！ 人赃并获，老许和摊贩当晚就被控制了。审讯室里，老许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跪在地上，全招了。原来，一个月前，他孙子放学路上被人绑了。绑匪寄来信，威胁他往钱家的菜里下毒，不然就等着给孙子收尸。 为了救孙子，老许魂都吓没了，脑子一热就干了。第一次下毒，他手抖得不行，把盐罐子也碰倒了，菜咸得发苦，才让钱学森察觉。那次失败后，特务没放人，反而剁了孩子一根手指头送来，逼他继续干。他这次出门，就是去拿新的毒药。 案子破了，背后的黑手是台湾的“梅花小组”，根子还是在美国那边。钱学森听完，沉默了很久，只对刁九勃说了一句：“把他孙子救出来，保护好他家人，别让孩子受惊吓。” 事情到这就完了吗？没有。毛主席知道后，亲自批示成立一个“食品检测专班”，专门进驻钱家。这在当时，是独一份的待遇。 一个叫段恩润的年轻人临危受命，他带着三箱子仪器搬进了钱家东厢房。从此，钱家厨房到餐桌这段路，多了道看不见的防线。菠菜要一片片泡在硝酸银溶液里，看有没有针孔；猪肉要切成0.5毫米的薄片，在显微镜下看纤维有没有被动手脚；就连酱油，都得测一下比重，防止被稀释掺料。 这套法子还真管用。1966年，钱家的孩子从外面带回几颗水果糖。段恩润接过来一看，糖纸边缘有胶水毛边，他立马拿去化验。结果让人后怕：糖心竟然检出了微量的“士的宁”，一种神经剧毒。 这哪是钱学森一个人的饭碗，这分明是护着整个国家的命脉。从1964年到1970年，整整六年，刁九勃的巡逻日志和段恩润的检测记录，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细节。敌特在密电里都承认：“钱宅连一只苍蝇都难飞进。” 当“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的那一刻，刁九勃和段恩润就站在观礼的人群里，没说话，悄悄碰了下拳头。那些在厨房、在显微镜下、在街角默默守护的日夜，都值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回头看这些事，感觉特别不一样。建国初期，咱们想搞点自己的尖端技术，美苏两个大国，一个撤专家，一个搞封锁。肯尼迪总统当年甚至放话：“只要我在，中国就别想有原子弹。”结果呢？罗布泊一声巨响，我们有了。这不是运气，是邓稼先、钱学森那一代人，用算盘打出来，用生命拼出来的。 很多人都说，911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忙着反恐，咱们悄悄发育。这话没错，但机遇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是咱们自己不争气，机遇来了也抓不住。 哪有什么玄乎的“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像一个人的命运，都藏在细节里。它藏在钱学森对那一点点苦味的警觉里，藏在刁九勃三个月就磨平的鞋底里，也藏在段恩润对一颗糖纸的审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