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地下党员傅有智被捕，因不肯投降，敌人把他带到刑场执行枪决，还打了他5枪，到了半夜，倒在地上的傅有智，却被雨水淋醒了！ 1930年7月，那会儿的厦门，风声鹤唳。傅有智因为参加攻打厦门盐税局的行动，不幸被捕。 被抓进去，敌人看他是个半大孩子，以为好对付。威逼利诱那一套全用上了，说只要你开口，荣华富贵随便挑。傅有智压根不搭理。敌人没辙了，开始上大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可这小伙子硬是咬着牙，一个字都没吐。 敌人彻底没了耐心，决定处决他。7月31日晚上，厦门港渔行口广场，乌云压顶。傅有智和另外三位同志被押到这里。负责行刑的不是正规军，是些临时凑数的民兵。这些人心里也发怵，一阵乱枪之后，看人倒地了，又慌张地补了几枪，然后就逃命似的溜了。 按规矩，得检查确认死亡，再处理遗体。但这帮乌合之众哪管这些，只想赶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他们不知道，历史的剧本，有时候比小说还离奇。傅有智身上，不多不少，正好中了5枪。子弹很刁钻，从耳根、脖颈、肩膀、腋下穿过去，愣是没伤到要害。他当时只是因为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到了半夜，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冰冷的雨水，像电击一样，竟然把傅有智给浇醒了！ 醒来后，四周一片死寂，只有雨声和同志冰冷的身体。求生的本能让他拼尽全力，挪到墙角，用粗糙的墙石，一下一下地磨断了绑手的绳子。就这么着，一个被判了死刑、身中5枪的人，自己从刑场上爬了起来。 这事儿，第二天在厦门一家报纸上成了奇闻。敌人那边发现少了一具尸体，吓得不轻，但为了自保，这几个民兵硬是把这事给瞒了下来。 大难不死，换做一般人，可能就找个地方隐姓埋名，了此残生了。但傅有智不是一般人。他拖着重伤的身体，投奔了亲戚。在亲戚和三嫂的帮助下，他在鼓浪屿养好了伤。 伤好了，他没有丝毫犹豫，立马选择回到家乡安溪，重新找组织，继续干革命。当他把这段传奇经历告诉同志们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幸存，这是一种象征，一种连死亡都无法战胜的革命意志。 回到安溪后，傅有智像换了个人，更加成熟和坚定。他组建农会，发展党员，领导赤卫队打土豪、斗劣绅。很快，他成了安溪中心县委委员，后来还当选为官桥区革命委员会的主席。要知道，这可是安南永德地区第一个区级的苏维埃政权。 在他的带领下，安溪的革命事业搞得有声有色，百姓的生活也因为“减租减息”有了盼头。傅有智，这个死过一次的年轻人，真正把自己的第二次生命，燃烧在了他所信仰的事业里。 傅有智越是出色，敌人就越是恨得牙痒痒。明着来打不过，他们就开始玩阴的。 1933年，一个叫王观兰的民军副营长，假意向红军投降。为了让戏更真，敌人还煞有介事地发布了“通缉令”。傅有智和几位红二支队的主要领导人，没能识破这个圈套，应邀前往蓬莱温泉村的青云楼，商议接受“收编”的事。 结果，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早已布置好的鸿门宴。 1933年9月8日，傅有智再次被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青云楼事件”。这一次，幸运没有再次降临。9天后，在安溪县城的凤冠山，傅有智和他的战友们，从容赴死。 他第一次上刑场，19岁。这一次，他年仅22岁。 从19岁到22岁，短短三年，却是从死亡边缘到生命顶峰的三年。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活得比谁都炽热，比谁都滚烫。 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傅有智、许英宗，还有千千万万个像他们一样的人，用我们难以想象的牺牲和奉献，铺就了我们脚下的路。他们面对死亡时的从容，面对信仰时的坚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精神力量。 傅有智的故事，最震撼我的，不是他死里逃生的奇迹，而是他活下来之后，没有丝毫退缩，反而以更决绝的姿态，重新投入到那片危险的战场。他用生命诠释了，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活了多久，而在于他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