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不久，几个特务进来补枪，还用枪托捅了捅她，盛国玉心中十分紧张，却不敢动弹！ 1949年11月27日的重庆，那晚的雾特别大，冷得像冰碴子。渣滓洞里，死亡的气息已经浓得化不开了。盛国玉，一个原本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老师，此刻却和两百多名革命者一起，成了待宰的羔羊。 她不是天生的战士，被抓进来，是因为她的丈夫，地下党员余梓成。说起来，盛国玉起初也就是个被丈夫革命理想所感动的普通女性，帮着传递些文件，读些进步书籍。可命运就是这样，一旦你靠近了光明，就再也无法忍受黑暗。丈夫被捕后，特务冲进她教书的学校，当着学生的面把她抓走。酷刑没能撬开她的嘴，于是，她被扔进了这座人间地狱——渣滓洞。 在这里，她认识了江姐。对，就是我们课本里那个江竹筠。在那个连呼吸都充满绝望的地方，江姐的坚定像一团火，温暖了包括盛国玉在内的很多人。她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战友，相互打气。盛国玉从江姐身上看到的，是一种超越了生死的信念力量。 然而，最后的时刻还是来了。重庆即将解放，穷途末路的敌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11月27日，大屠杀开始。 机枪声像炒豆子一样炸响，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盛国玉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求生的本能让她在枪响的瞬间，顺势倒进了血泊里。她赌的就是一个时间差，一个敌人扫射时的视觉盲区。 温热的鲜血溅了她满身满脸，那股铁锈味呛得她几乎要窒息。她死死闭着眼，全身的肌肉都僵硬了，听着自己的心跳声，感觉比枪声还响。 很快，补枪的特务走了过来。皮靴踩在混着血水的地上，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每一下都像踩在盛国玉的心尖上。一个特务走到她身边，嘟囔了一句，接着，一个冰冷坚硬的枪托狠狠地捅在了她的腰上。 那一下，疼得她五脏六腑都错了位，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但她愣是咬碎了牙，没吭一声，连一丝颤抖都没有。 特务大概觉得她死透了，骂骂咧咧地走开了。为了彻底毁尸灭迹，他们放了一把火。浓烟呛醒了昏沉中的盛国玉，她知道，再不跑，就真的要和同志们一起葬身火海了。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她爬进了男牢房的小便池，躲过了大火，最终从一个弹坑里逃了出去。 就这样，盛国玉成了渣滓洞大屠杀中，唯一幸存的女性。 故事到这里，好像该结束了。但对盛国玉来说，活下来，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她的后半生，都在践行着对逝去战友的承诺。 解放后，她回到了最熟悉也最热爱的三尺讲台，当了一辈子的人民教师。有人问她，经历了那样的地狱，为什么不去当干部，反而选择做个普通老师？她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就是对牺牲的同志们最好的告慰。 她一遍遍地向人们讲述渣滓洞里的故事，特别是江姐的事迹。可以说，我们今天能知道那么多关于江姐的细节，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盛国玉这位“历史的录音机”。 如果没有她，那些闪光的名字和不屈的灵魂，可能会随着那场大火，永远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历史，盛国玉老人也已在2023年安详离世，享年99岁。她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但她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愈发显得珍贵。 现在去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我们依然能看到那段历史的遗迹。每年，成千上万的人去那里缅怀，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听着讲解员讲述盛国玉的故事，看着玻璃柜里陈列的烈士遗物，那种震撼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红色旅游”了，它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很难想象当年那种在刀尖上行走的信仰是什么样子。我们讨论着最新的科技，追着最火的剧，偶尔为工作和生活焦虑。但盛国玉的故事就像一个坐标，时刻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阳光、和平、安稳的生活，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她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分量：“你们看这阳光多暖，可别忘了，当年有人把黑暗都挡在了自己身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