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4岁大特务毛森，在病重之际抓住儿子的手说：“我有一个憋了四十多年的愿望，想回家乡看一眼！” 上海虹桥机场的舱门打开时，毛森望着窗外的城市轮廓，突然老泪纵横。这片他曾肆意作恶的土地，如今既熟悉又陌生。 1949年，他正是在这里担任上海警察局长，将特务统治的阴影笼罩在城市上空：先后逮捕地下党、进步人士超三千人，数百人在他的指令下惨遭杀害； 上海解放前夕，他按毛人凤的命令，将李白、张困斋等12位地下电台工作者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 逃离上海前，他又下令枪杀一百多人，每一声枪响都成了这座城市的伤痛记忆。当年他坐着飞机逃离时，或许从未想过，四十多年后再回来，自己会是这般满怀愧疚与激动的模样。 飞机降落的瞬间，过去的残暴与当下的脆弱在他身上重叠，让这个曾经的特务头子，第一次显露出老人的柔软。 在浙江江山老家，毛森佝偻着身子，对着迎接他的乡亲们抱拳作揖，反复说着“谢谢亲爱的乡亲们”。这个动作，与他早年在军统的“狠辣”形象判若两人。 江山是他的根，他出身于浙江江山的普通家庭，与军统头子戴笠是同乡，1932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后，靠着戴笠、毛人凤的关照，加上心狠手辣的行事风格，才一步步爬到军统少将的位置。 当年他离开江山时，或许带着“出人头地”的野心，想靠着特务体系光宗耀祖；可四十年后回来，他只是一个想寻回故乡温度的老人。 得知江山市将老家故居发还给自己时，毛森激动得说不出话，对着家乡的方向深深鞠躬，这个鞠躬，既是对故乡接纳的感激，或许也是对当年选择“特务之路”的隐性忏悔。 他甚至主动提起“我有八个子女，大多从事科技研究工作，以后家乡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他们一定尽力”，试图用子女的力量，为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做一点弥补。 抗战爆发后，他曾任江浙行动队长，曾在这石壁上题字明志，如今字迹早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他伸手想触摸石壁，却又在半空停下，脸上满是感慨。 这处题字，是他人生中少有的“正面印记”，抗战时期的他，也曾有过抗击外敌的经历；可后来，他却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从抗战到内战，从“抗日”到“反共”，他的人生轨迹在权力的诱惑下彻底偏离。 正是这段偏离，让他不得不逃离大陆，在台湾陷入蒋经国与毛人凤的权力争斗，毛人凤死后，他失去靠山，辗转香港、泰国，最终在1968年定居美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漂泊。 石壁上的字迹会消失，但他人生的转折与过错，却永远刻在历史里。 最让人动容的，是毛森在李白烈士故居的那个鞠躬。当他看到玻璃展柜里李白当年使用过的发报机时，突然捂住胸口，脸色变得苍白，随行护士赶紧递上药物。 缓过劲后，他走到展柜前，深深鞠了一躬。这个鞠躬，没有对乡亲的客套，没有对故乡的感激，只有对死者的愧疚。 他比谁都清楚，眼前这台发报机的主人，正是死于自己的指令。当年他下令杀害李白时，或许从未想过，四十年后自己会站在这里，向这位烈士表达迟来的歉意。 晚上在县城招待所，毛森坚持要写一封信，手抖得握不住笔，便口述让儿子记录：“我这一生，抓过该抓的人，也抓过不该抓的人，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个种茶的人，守着江山的山山水水，再也不碰枪杆子。” 这句话里，有他对过往的辩解，更有对人生选择的遗憾，他终于明白，枪杆子带来的权力，远不如种茶人的安稳。 这次归乡，耗尽了毛森最后的精力。回到美国后不到半年，他便因心肺衰竭在旧金山医院去世，没能实现“过两年再回来看看”的承诺。 毛森的一生，始终在“罪”与“乡”的拉扯中度过：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罪行不可饶恕；他也是晚年渴望归乡的老人，乡愁真切动人。 他的归乡之旅，不是为了洗白自己，而是为了与故乡、与自己的过去做最后的告别。 这段往事也提醒我们：历史从不会因个人的迟暮与悔恨而模糊，每一份罪行都有印记，每一丝乡愁都有温度，但二者永远无法相互抵消——这或许就是毛森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启示。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上海解放前 地下党员和国民党投诚者曾遭枪决(图)；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毛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