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北洋警察抓到了“贼王“张三立，他被押上刑场，准备执行死刑。在执行之前，有人拍了一张照片，在照片里，张三立被蒙上双眼，坐在土堆上，他上身光着膀子，被五花大绑，毫无反抗之力…… 1900年庚子国变之后，天津卫那叫一个乱。洋人刚走，城里乌烟瘴气，官府软弱无力，地痞流氓横着走，老百姓的日子跟针尖上跳舞似的。乱世里，总会蹦出些“传奇人物”。京城出了个杀人越货的康小八，天津卫就出了个飞贼张三立。 这俩人路数完全不同。康小八是亡命徒，图财害命，老百姓提起来都哆嗦。可张三立呢？民间传他身轻如燕，能飞檐走壁，专挑那些为富不仁的大户人家下手。偷来的东西，一部分自己花销，另一部分据说还接济穷人。这么一来，他在老百姓嘴里，就多了点“侠盗”的意思。有钱人恨他恨得牙痒痒，官府几次设套抓捕，连他人长啥样都没摸清。 在那个普通人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年代，突然冒出这么个人，专门给有钱人添堵，大家心里能不暗爽吗？他的名声，一半是自己偷出来的，另一半，是老百姓的“盼头”捧出来的。 就在全天津的富户都拿张三立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叫杨以徳的小人物登场了。当时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侦探，但脑子活络。他琢磨着，这案子要是破了，自己这辈子就算出人头地了。 他没像其他警察那样傻乎乎地去蹲点，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贼销赃的唯一渠道，当铺。他把天津城大大小小的当铺跑了个遍，想让掌柜的当他的眼线。可这些掌柜的，哪个没收过张三立的好处？嘴巴比蚌壳还紧。 杨以徳也不硬来。他软磨硬泡，连哄带吓，甚至动用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最终还是让几个当铺老板松了口。一张大网就这么悄悄撒开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张三立拿着一批新货去一家当铺出手，掌柜的一边稳住他，一边派伙计偷偷给杨以徳报了信。“贼王”张三立，就这么栽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小侦探手里。 抓到张三立后，杨以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他没有把张三立严刑拷打，也没有急着送去论罪杀头。他看着眼前这个身手不凡、脑子灵光的“贼王”，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人，能为我所用。 杨以徳跟张三立谈了个条件：你帮我破案，戴罪立功，我保你性命无忧。张三立是什么人？江湖上滚出来的，最懂“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于是，天津卫上演了奇特的一幕：一个警察，带着一个贼王，横扫黑白两道。 张三立对江湖上的门道一清二楚，谁是哪个山头的，谁有什么独门手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靠着他的指点，杨以徳接连破获了好几桩大案，抓了不少江洋大盗。杨以徳的名声也水涨船高，一路青云直上，后来甚至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靠着联姻等手段，最终坐上了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高位。 这段“警匪合作”的日子，对杨以徳来说是飞黄腾达的阶梯，对张三立来说，却是走在刀尖上。他帮着官府抓人，早就坏了江湖上“盗亦有道”的规矩。道上的人都视他为叛徒，明里暗里的恐吓、威胁接踵而至。张三立知道，自己再这么干下去，迟早死在自己人手里。 他找到已经当上局长的杨以徳，说自己想退出了。杨以徳哪里肯放？张三立这个“破案顾问”太好用了，简直是他仕途上的宝贝。他好言相劝，加官进爵的许诺说了一大堆，就是不松口。 没想到，张三立是个狠人，而且是对自己狠。眼看好说歹说走不掉，他心一横，做出了一个惨烈的决定。他不知从哪弄来一把石灰粉，当着杨以徳的面，猛地撒向自己的双眼。 一声惨叫过后，张三立当场双目失明。鲜血混着石灰从他眼眶里流出来，场面骇人。他用这种自残的方式，告诉杨以徳：一个瞎子，对你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杨以徳被他这一手彻底镇住了，他没想到一个人能对自己下这么重的手。话说到这份上，事做到这份上，他只能放人。 从此，江湖上再无飞贼张三立，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废人，消失在了天津卫的茫茫人海中。 张三立没有被枪毙，也没有成为什么烈士，他用一种最江湖的方式，给自己画上了一个句号。他活在一个有“规矩”的年代，无论是官府还是江湖，大家似乎都在一个看不见的框架里行事。 反观几十年后的“世纪贼王”张子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张子强绑架李嘉诚长子，勒索10.38亿港币，绑架富豪郭炳湘，勒索6亿港币。他玩的已经不是飞檐走壁的小偷小摸，而是动用现代化武器和周密计划的暴力犯罪集团。他信奉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和实力，江湖道义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张子强的落网，靠的也不是杨以徳那样个人式的智谋，而是内地公安强大的侦查体系和法治天网。从“9810”专案的成立，到“南粤神探”朱明健的精密部署，最终将其绳之以法，执行死刑。这背后，是国家力量的体现。 说到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贼王”，也就有一个时代的法与道。 杨以徳和张三立的纠葛，是乱世中个人生存智慧的博弈。而张子强的覆灭，则是法治社会对现代有组织犯罪的必然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