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离谱了！”北京一七旬老太，因长期与儿媳闹矛盾，最终儿媳带着孩子搬离。可人一走老太又感到生活缺乏安全感，于是将儿子告上法庭，要求每月支付8000元赡养费用于雇佣保姆。儿子则表示，母亲每月已有7000多元退休金，足够日常开销，并建议将她所住的135平方米房屋出租一两间来增加收入。但老太又不干了！ 要理解老太太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必须从多年前的日子说起，她早年丧夫，和儿子相依为命，彼此是唯一的依靠。那时候，母子俩的关系紧密得像一条绳上的蚂蚱。 儿子长大成家后，本以为一家三口加上母亲能过得热热闹闹。可真正的生活，并没有电视剧里的温情和顺，最先冒头的是婆媳矛盾。老太太在意一些细节，儿媳嫌她洗碗不干净、地拖得有水渍。小事积累久了，就像针尖对麦芒，越戳越疼。 儿子夹在中间，两边都想安抚，但工作繁忙，根本没法时刻调和，终于有一天，矛盾爆发到极点。儿媳抱怨：“这日子没法过了，不搬走就要崩溃。”老太太气急：“这是我的家，你们要走就都走！” 结果真就应了这句话。儿子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出去租房，留下老太太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135平米大房子。从那天起，家里的热闹没了，只剩下一片寂静。 表面上，老太太生活条件不错：有七千多退休金，住房面积大，吃穿不愁。 可孤独和恐惧，并不会因为钱多就消失。房子太大了，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夜里一个风吹草动，她就从梦里惊醒。 有一次洗澡时不小心滑倒，她在地上挣扎了半个小时才爬起来。那一刻她才真正体会到“老了”的无力，于是她打起了请保姆的主意，不是只为了有人做饭打扫，而是渴望身边有一个声音，一个能在她跌倒时伸手的人。 她心里的算盘很直白，她想要的不是钱，而是安全感。可问题来了，请保姆要花钱，而她不愿意把自己的退休金全用在这上面，于是她盯上了儿子。 她的儿子是一名普通职员，月薪刚过万，但要养妻子、孩子，还要还房贷。父亲生前的医疗费，是他掏的；母亲房子的费用，他也一直在负担。日子过得紧巴巴，甚至有时候要靠借钱周转。 当母亲提出要8000块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懵了，“妈，我不是不想给，但我实在没这个能力啊。”更让他难过的是，母亲似乎觉得自己不愿掏钱，是嫌弃她老了、不值钱了。母亲的控诉刺痛了他：“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现在却舍不得拿钱出来！” 为了缓解矛盾，儿子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家里不是有空着的房间吗？租出去一两间，既能有收入，还能有人在家陪着您。”在旁人看来，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可老太太立刻摇头。 她说那是自己和老伴曾经的家，不允许陌生人闯进来；再说了，租客万一“不正经”，安全感不但没有，反而会更糟，于是母子俩在法庭上各执一词，矛盾僵持不下，法官试图调解，却发现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暂时无法达成一致。 这个案子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因为母子对簿公堂，更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子女要不要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但重点在于如果父母并不缺钱，甚至有稳定的退休金，那子女是否还要承担额外的经济赡养？ 从法律角度看，赡养费通常针对“缺乏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老人。老太太退休金充足、能独立生活，并不符合“生活困难”的条件。 所以她要的8000元，很可能得不到法律支持，但精神赡养又是另一回事，法律虽然写着“精神慰藉”，却没规定必须通过金钱来实现，换句话说儿子完全可以通过多回家看看、多打几个电话来履行义务。这也是案件最复杂的地方，钱不是问题，情感才是难题。 这起诉讼背后，其实折射出无数家庭的现实，一方面老人不缺钱，却缺陪伴。随着年纪增大，他们对“有人在身边”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子女也承受着巨大压力：房贷、孩子教育、职场竞争……能分给父母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 很多人都说，经济供养容易，精神陪伴太难，但老人往往更渴望后者，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他们表达不出来，只能用“要钱”的方式来传递“我要关心”。这就导致了误解：子女以为父母贪心，父母以为子女不孝，家庭矛盾越积越深。 回到案件本身，老太太的诉求或许不会得到完全支持，但她的哭诉并不是作秀，而是真实的恐惧和孤独，儿子不是没有孝心，而是经济和现实让他无能为力，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既是物质的，也是心理的。 这个故事给所有家庭提了一个醒：赡养老人，绝不是单纯的“给钱”。钱能解决温饱，却解决不了心里的孤独。真正的养老，不仅需要经济支撑，更需要情感陪伴、社会支持和制度保障。 当父母说“我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们要的可能不是8000块，而是儿女一句“别怕，我在”。 信息来源：羊城派新闻2025.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