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位老妇人请汉奸侄子吃饭，突然压低声音问道：“侄儿，能不能给我弄30

1941年，一位老妇人请汉奸侄子吃饭，突然压低声音问道：“侄儿，能不能给我弄300发子弹。” 谁知，汉奸侄子听后瞬间变了脸色：“你要子弹干什么？”“给游击队。”只听见桌子啪的一声，侄子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厉声说道：“你不想活了？” ​这个老妇人叫马宗英，看着就是个普通农妇，在山东日照莒县卖包子、烧饼过日子。可没人想到，她其实是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专门在日伪眼皮底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 ​那时候日本兵在山东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欺压百姓，马宗英亲眼见过乡亲被活埋，村庄被炸成废墟。这些事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她就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八路军打鬼子。 侄子这一拍，把隔壁桌的酒鬼都吓得一哆嗦。马宗英却眼皮都没抬，慢悠悠夹起一块猪头肉，蘸了蒜泥放进嘴里，嚼得咯吱响。她抬眼盯着侄子，那眼神像在说：你小子穿这身狗皮，就真把自己当狼了？ 侄子叫马德贵，小时候发烧，是马宗英背着他跑了十里地找郎中。如今他当了伪军小队长，袖口三道金线，走路都带风。可他知道，这风是鬼子吹的，一吹就散。他瞅着姑姑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忽然想起那年冬天，姑姑把唯一的棉被剪了，给他缝了条棉裤。 “坐下。”马宗英声音不大，却像秤砣砸在心上。马德贵僵了半秒，屁股挨回板凳，像挨了枪子。 “你以为我傻？”马宗英用筷子头戳他胸口，“你当汉奸那天，我就知道你早晚得还。”她掏出个粗布包，啪地拍在桌上，布角散开，露出半截银镯子——那是马德贵他娘留下的遗物。“你娘托梦给我，说你在阎王簿上勾了名，得用三百发子弹赎。” 马德贵喉咙发紧。他想起上个月，鬼子让他带路去“清乡”，他眼睁睁看着翻译官把三岁娃娃扔进井里。那晚他喝了三斤地瓜烧，吐得胆汁都出来了，可第二天还是得陪着笑，把抢来的母鸡拎去鬼子队部。 “子弹藏在粮车底下，明晚三更，西沟门。”他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锅，“姑姑，你欠我条命。” 马宗英笑了，脸上的褶子像干裂的馒头掰开，里头却是白的。“命是欠，可欠的是中国人，不是你。”她起身，把银镯子推回去，“留着吧，等你哪天想当人，再戴。” 第二天夜里，粮车吱呀呀出城。马德贵骑着洋车子在前头，后头跟着俩伪军。他哼着小调，心里却敲鼓。西沟门黑得像锅底，突然一声布谷鸟叫，粮车“咔嚓”陷进坑里。伪军骂娘，弯腰推车，黑影里窜出几条人影，三下五除二把枪卸了。马德贵腿一软，跪在地上，却听见熟悉的声音：“小子，挺准时的。” 游击队接过子弹，拍拍他肩膀：“算你还有点人味。”马德贵想笑，嘴角却抽成苦瓜。他回头，看见姑姑站在沟沿，背影像棵老槐树，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像在喊：回家。 可家在哪？鬼子据点里，他的办公桌摆着天皇像；回村？汉奸的牌子能砸死人。马德贵蹲在地头，摸出银镯子，对着月亮瞅。镯子内侧刻着个小字：诚。他忽然嚎啕大哭，像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后来，马宗英的联络点暴露。鬼子把全村人赶到打谷场，机枪架好，翻译官喊：“交出马老太，不然都得死！”人群里，马德贵穿着伪军服，手死死攥着枪套。马宗英被绑出来时，冲他笑了笑，那笑像刀子，把他胸口划开。 枪响了，不是机枪，是马德贵。他打死了翻译官，把枪扔向游击队方向，转身扑向鬼子队长，抱住了同归于尽的手榴弹。爆炸声里，银镯子飞上天，落在马宗英脚边，没沾血，亮得刺眼。 战后，莒县立了块无名碑。马宗英每年清明都去，拎一篮包子，放仨在碑前。“德贵啊，”她对着风说话，“子弹我收到了，镯子也给你留着，下辈子，别再当狗。” 写这故事时，我老想起一句话：汉奸也是人，可有时候，人得先撕了自己，才能做人。马宗英没念过书，但她懂——枪口抬高一寸，是活路；抬高一尺，就是脊梁。她拿三百发子弹，赌侄子心里那点人味没死透。她赢了，也没赢，因为命换命，账永远算不清。 今儿个我们说起抗日，爱拍手撕鬼子，可我更想记住马宗英这样的老太：包子铺的蒸汽熏得她眼泪直流，她却把眼泪攒成河，淹鬼子的脚。她没喊口号，只说一句：“咱不能让人白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