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才终于明白，他信、英拉、佩通坦为什么总是短命，总理椅子还没坐热，就被赶下台。答案其实很简单：哪怕是合法选出来的总理，也敌不过王室和军方那股硬得像钢板的权力。一旦惹到他们，军队会毫不犹豫地开进首都，接管政府，甚至逼你丢下所有家当逃到国外，从头到尾，真正的掌控者一直是泰国的国王和他背后的军队。 2001年，他信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靠的是“草根政策”，比如三十泰铢治百病、乡村发展基金。这些政策让他深受泰国东北部和北部广大农民的拥护，但同时也动了曼谷精英、官僚集团和传统商业巨头的奶酪。 更让王室-军方集团无法容忍的是，他信势力太大，甚至开始试图影响军队高层人事安排，这是军方最大的红线。 2006年，当他信在联合国开会时，军方趁机动用坦克包围政府大楼，宣布Z变。他信从此流亡海外，家族资产被冻结。这场政变表面上是“反F败”，实质就是一场权力保卫战，保卫的是传统权贵阶层对国家的控制权。 他信的妹妹英拉，命运几乎是哥哥的翻版。2011年英拉高票当选，延续他信派的惠民政策，尤其大米收购政策本意是保护农民利益。但这个政策出了问题，给国家财政造成巨额亏损。这立刻被反对派抓住把柄，大规模街头抗议爆发。 更重要的是，英拉政府试图推动的特赦法案，被对手渲染成旨在为他信回国铺路，这直接触动了王室-军方最敏感的神经。 2014年5月，陆军司令巴育再次发动Z变，英拉政府被推翻，她本人后来也流亡海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拉下台前，泰国宪法法院已经以“滥用职权”为由解除了她的总理职务，这种“司法政变”是泰国军方惯用的套路，先由文官机构从法律程序上否定民选政府，为军事政变铺平道路，让夺权显得“合法”。 再看佩通坦，作为他信家族的新一代代表，在2023年大选中带领为泰党赢得最多席位，但最终未能担任总理。这背后同样是泰国权力结构的铁律在发挥作用。 为泰党虽然胜选，但军方在2017年修改的宪法，已经为上议院（军方委任）赋予了能与民选下议院抗衡的权力，总理选举需要两院共同投票。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军方的默许，任何为泰党背景的人都几乎不可能当上总理。佩通坦最终能上台，本身就是为泰党与军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为泰党放弃了部分激进竞选承诺，才换取了军方势力的勉强接受。但这种妥协极其脆弱，他的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军方的严密监视之下，一旦政策走向有“越界”嫌疑，随时可能重蹈先辈的覆辙。 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是泰国政治权力结构的终极真相：国王是国家稳定的“最终仲裁者”，军队是“国王的军队”，自视为王权的守护者。这种王权与军权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监护式民主”或“家长式威权”体制。 民选政府可以存在，但只能在军方划定的红线内行使权力，一旦试图改革军队、挑战王权或过度触动既得利益集团，Z变就会成为最后的“纠错机制”。 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循环往复，是因为军队在泰国社会拥有特殊地位，且得到保守派民众和城市中产一定程度的默许——他们往往将Z治混乱归咎于政客的“腐化”，而将军队视为恢复“秩序”的力量。 深层来看，泰国政治危机也是社会分裂的体现。他信派代表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和底层民众，追求社会资源再分配；反他信阵营则代表曼谷精英、官僚和中产阶级，强调“善治”和保卫君主制。 这种城乡分裂、阶级对立的矛盾如此深刻，使得任何一方的选举胜利都无法被另一方接受，最终只能靠非民主的军事干预来暂时压制矛盾。但Z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是将矛盾推迟，这也是为什么泰国政治总在“民主—动荡—Z变—军政府—再民主”的怪圈中循环。 他信家族的命运，就像泰国民主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在传统权力结构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民主选举的局限性——选票可以赋予总理职位合法性，但无法赋予他们真正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其实牢牢掌握在那些从不参加选举的人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