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陈平与贾诩这两位乱世顶级谋士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他们像 “谋略光谱的两极”—— 一个是 “主动破局、建基立业” 的开创者,一个是 “洞悉人性、趋利避害” 的生存大师,从谋略目标、行事风格到历史价值,都截然不同却各成巅峰。 先看谋略核心与目标差异:两人的 “智”,服务的方向完全不同。陈平的谋略是 “以‘进’求‘成’”,核心是 “解决问题、推动大局”。他辅佐刘邦时,每一条奇计都踩在 “决定王朝生死” 的关键点上:离间项羽与范增,直接瓦解楚军的 “智囊核心”,让刘邦从 “屡败屡战” 转向 “能与项羽抗衡”;荥阳之围时献 “诈降计”,帮刘邦从项羽眼皮底下突围,保住了汉朝的 “创业火种”;白登之围时贿赂匈奴阏氏,化解刘邦的 “生死危机”,避免汉朝刚建立就陷入覆灭风险。哪怕到了吕后专权时期,他的谋略也不是 “自保”,而是 “隐忍待机、拨乱反正”—— 表面顺从吕后,暗中联合周勃,最终诛灭诸吕、迎立文帝,帮汉朝稳住了 “刘氏正统” 的根基。他的每一步谋划,都带着 “推动历史向前” 的主动性,目标是 “建大业、定天下”。 贾诩的谋略则是 “以‘退’求‘存’”,核心是 “趋利避害、保全自身与所托”。他一生都在 “乱世夹缝中找最优解”:早年劝李傕、郭汜反攻长安,不是为了 “兴复汉室”,而是怕自己被乱兵所杀,虽间接导致长安大乱,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辅佐张绣时,两次击败曹操,不是为了 “灭曹”,而是为了给张绣争取 “最优投降价码”—— 官渡之战前,他精准判断 “曹操必赢”,劝张绣归曹,既让张绣避免被袁绍吞并,也让自己从 “降将谋士” 变成曹魏核心圈成员;到了曹魏立嗣之争时,他不选边站,只用 “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 暗示曹操 “废长立幼必乱”,既帮曹丕上位,又避免自己卷入储位之争的漩涡。他的谋略从无 “开创” 的野心,而是 “在现有格局里找安全出口”,目标是 “保自身、安所托”。 再看行事风格与人性洞察:两人对 “人心” 的利用,路径完全相反。陈平用谋 “狠辣直接,直击要害”,擅长 “利用人性的弱点破局”。他离间项羽与范增,抓的是项羽 “多疑” 的弱点;蹑足封韩信,抓的是刘邦 “怕韩信谋反” 与韩信 “想封王” 的双重心理;白登解围,抓的是匈奴阏氏 “怕失宠” 的私心。他从不在乎 “手段是否光彩”,只要能达成目标,离间、贿赂、诈降都能用,是典型的 “结果导向型” 谋士。但他的 “狠” 有底线 —— 所有谋略都围绕 “帮刘邦建汉” 和 “保汉朝稳定”,从不会为了自身利益损害大局,这也是他能四朝不倒的关键。 贾诩用谋 “隐忍迂回,藏于无形”,擅长 “顺应人性的规律避险”。他劝张绣归曹,算准了曹操 “求贤若渴、需树立容人形象” 的心理;应对立嗣之争,摸透了曹操 “怕重蹈袁绍覆辙” 的顾虑;甚至早年在李傕麾下,也能靠 “不抢功、不张扬” 的低调,避开权力斗争的锋芒。他从不出 “险招”,每一条建议都基于 “对人心的精准预判”,让自己始终站在 “赢面最大” 的一边。但他的 “稳” 也有争议 —— 他的谋略常带着 “精致的利己主义”,比如反攻长安虽保了自己,却让百姓陷入战乱,少了陈平 “以大局为重” 的格局。 最后看历史价值与后世评价:两人的 “功绩”,重量完全不同。陈平的价值是 “奠基性” 的 —— 没有他的六出奇计,刘邦可能早死于荥阳或白登,汉朝或许就成了 “昙花一现” 的政权;没有他诛灭诸吕,汉朝可能会变成 “吕氏天下”,华夏历史的走向都可能改变。他的谋略直接推动了 “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稳定”,是 “历史的创造者” 之一。 贾诩的价值是 “适应性” 的 —— 他用自己的智慧,在汉末乱世中保全了自己与所托之人,也为曹魏的统一贡献了关键助力(比如劝张绣归曹增强了曹操的实力)。但他的谋略更多是 “顺应历史潮流”,而非 “改变历史潮流”,更像 “历史的适应者”。 其实两人没有 “谁强谁弱”,只是 “谋士的两种极致”:陈平是 “为大业不计手段的开创者”,适合辅佐 “想建不世之功” 的君主;贾诩是 “在乱世保全自身的智者”,适合在 “局势不明的夹缝中求生存”。你们更欣赏哪种谋士?若你身处乱世,会更愿意重用陈平这样的 “开创型” 谋士,还是贾诩这样的 “自保型” 谋士?
226年,魏文帝曹丕重病垂危,临死前他声嘶力竭喊道:“我要见母亲,我要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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