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啥把大寨和陈永贵捧得那么高？很多人以为是粮食打得多，其实大错特错！真正的原因，藏在两个字里：“骨气”。 1963年的那场暴雨把大寨折腾得底朝天，可偏偏这场灾难成了“骨气”最硬的试金石，也让毛主席看清了这片穷山沟里藏着的精神内核。 那时的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点劲，粮食问题还是压在头顶的大山，周恩来总理为了调运粮食，两年多里就有115次相关谈话，连报表上的每一个数字都要亲自核算，32张报表上留下近千处笔迹，可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有多金贵，每一分都得掰着指头用。 崂山地区当年光救济粮就领了8410吨，还有几万米布票和几万吨救济煤，这在当时可不是个例，毕竟灾害面前伸手要援助，早已成了不少地方的习惯。 但大寨偏不按这个常理走。陈永贵从县里冒雨往回赶时，连不会水都敢往汹涌的松溪河里冲，被人救上岸后绕着山岗走了几小时才到家，看到的是满村泥浆和哭丧着脸的乡亲，可他第一句问的是“人怎么样、牲畜怎么样”，听说没人伤亡，居然笑着说“那我给大家道喜了”。 这种在灾难面前的沉着，压根不是装出来的。 上级很快打来电话要拨医疗费，他直接回绝，说没伤人用不上；县委书记要去阳泉帮着联系木材，他又摆手，让把物资留给其他灾区；后来上级给了一千元救济款，这在当时能顶普通人家好几年的收入，陈永贵却蹲在地上抽了一夜烟，最后跑去问老伙计贾进才，得到“我们自己能解决”的答复后，立马拍板拒绝。 他连夜琢磨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在社员大会上拍着胸脯说，地冲了能修，房塌了能盖，只要有一把镢头两只手，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硬是把大伙的情绪给稳住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寨人上演了真正的“战天斗地”。白天男人们砌田坎补地边，女人们带着孩子一株株扶苗补苗，夜里煤气灯把工地照得通亮，全村人又接着建新房，这就是他们“日战大寨田，夜建新农村”的日常。 没有大型机械，就靠扁担箩筐往外运泥沙；没有外来援助，就用集体储备和社员集资的一万多元钱当启动资金。 谁也没想到，原本计划五年恢复的土地，两年就搞定了，计划十年建成的新村，三年就让社员们搬了进去，第一批上下两层的新房建好时，陈永贵围着房子转了好几圈，念叨着“装上电灯电话就是好日子”。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年大寨粮食亩产还达到了372公斤，总产21万公斤，不仅社员人均口粮保住了200公斤，还向国家交售了12万公斤粮食，硬是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不要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交售国家的粮食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积累不少。 这种硬气在当时太稀缺了。要知道1960年的时候，北京的粮食只够供应7天，天津10天，上海更是连大米库存都没了，国家为了粮食调配愁得焦头烂额。大寨这种受灾后不仅不添乱，还能给国家缴粮的情况，简直像黑暗里的一盏灯。 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主席时，特意提到陈永贵虽然识字不多，但讲话全是辩证法，连赵树理都佩服不已。 毛主席听完当即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之后走到哪儿都讲大寨的自力更生，说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没有大寨精神不行。 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直接把大寨精神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还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这本质上就是在树一个精神标杆——国家要发展，不能光靠等着喂，得自己长出硬骨头。 陈永贵这股骨气不是一时兴起，早从五十年代就见了苗头。从1953年开始，他带着大寨人用五年时间垒起180多条大坝，把7条大沟改成300亩水平梯田，新增80多亩好地，全程没要国家一分钱，全靠双手苦干。 1963年的灾难只是把这份骨气淬炼得更鲜明。后来他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不挣工资挣工分，每年都要回大寨干农活，骨子里还是那个相信“人定胜天”的庄稼汉。 毛主席捧他，捧的就是这种扎根土地又不向命运低头的硬气；捧大寨，捧的就是这种集体抱团、自力更生的精神。 在那个物资匮乏、亟需凝聚力的年代，这种“骨气”比多打几千斤粮食更管用，它能让更多人明白，国家的好日子不是等出来、要出来的，是靠一双手、一副肩膀干出来的。就像陈永贵说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话里藏着的，正是毛主席最看重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