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孙玉芹打开门，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胡子拉碴的男人，7岁儿子看到后，问“叔叔，您找谁？”话一出口，孙玉芹和于敏两人一下都愣在原地，又有点忍俊不禁。 门口站着的人，浑身上下沾着泥，头发乱得像杂草，如果不细看那双有些熟悉的眼睛，谁敢信这是那个只会读书的丈夫，明明才走了两年，这张脸却像是被西北的风沙硬生生吹老了十岁。 最扎心的不是外貌的变化，而是那声叔叔，孩子躲在孙玉芹身后，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警惕，早就把那个曾经答应带他放风筝的爸爸忘到了九霄云外。 这声“叔叔”像针一样扎在于敏心上，那一刻他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本能地伸出手想去摸摸儿子的头，手刚举到半空又触电似地缩了回去。 那双手早就没了当初握笔时的细腻，虎口全是黑漆漆的裂口，指缝里塞满了洗不净的风沙，那是只有干惯了农活的老农才会有的糙手，他怕粗粝的皮肤刮疼了孩子娇嫩的脸。 屋里的日历被画满了一圈又一圈，那是孙玉芹守活寡似的日子熬出来的证据，想当初于敏走的时候多体面，那是黎明前最黑的时候，穿着板正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临行前，书包里就装了几本破旧的数学书和妻子特意塞进去的热鸡蛋，那会他还笑着许诺，回来要带那里最甜的葡萄干。 在那遥远的戈壁滩，白天是四五十度的烈日炙烤，汗水把衣服沤烂了再干；晚上窝在帐篷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算数据。 家里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去，那个冬夜孩子高烧三十九度，孙玉芹背着孩子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医院跑，膝盖磕破了血渗进棉裤里，冻得钻心疼，那时候她多想有个肩膀能靠一下。 这次回来，没有预警，就像当初走得悄无声息一样，饭桌上，于敏端着那个曾经用惯了的有些发黄的搪瓷缸子，喝粥的动作很慢，像是要把这两年缺失的烟火气一口口吞回去。 孙玉芹没问他去了哪，也没抱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等待，她只是默默地剥了一颗鸡蛋放进他碗里，就像两年前送他出门时那样。 于敏低头看着碗里的白鸡蛋，看着妻子眼角新添的皱纹，喉咙像是被棉花堵住了，千言万语最后只憋成了一句沙哑的“我回来了”。 那种默契早已超越了语言，他为了国家的腰杆子硬，把自己隐姓埋名变成了荒原上的石头；她为了这个小家的完整，把所有的委屈嚼碎了咽进肚子里。 主要信源：（人民日报——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他的名字曾绝密二十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