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地下党钱瑛撤退时不幸被捕。她为了不暴露身份，借口肚子疼要去上厕所，趁此机会，她把身上的一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刚丢完就看到敌人来催促她了。 钱瑛出生在1903年的湖北咸宁一个普通商人家庭，那时候家里做点小买卖，日子不算富裕但也过得去。父亲钱寿山常年奔波于各地，接触了不少外界新鲜事，这让她从小就对传统规矩不满，总想着女性也该有自己的路子走。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她排行老大，早早帮着操持家务，养成了独立性格。祖父也经商，家族氛围让钱瑛接触到一些进步想法，她讨厌旧社会对女子的束缚，经常跟家人争论婚姻自主权的问题。这样的环境让她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后来有机会上学。 1922年，钱瑛考进潜江县职业女校，那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地方，她认真学裁缝和家政技能，成绩一直拔尖。毕业后直接留校当老师，教学生们手工和文化课。那时候她已经二十出头，长得端庄，家里媒人不断上门提亲。但她坚决反对包办婚姻，甚至跟父母闹僵，最终争取到自己做主的权利。这段经历让她更坚定追求平等的想法。学校里她接触到一些新思潮，参加过小型讨论会，渐渐对社会变革感兴趣。 1923年，她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系统学教育和文化知识。学校环境活跃，她参与学生运动，五卅运动期间积极响应，跟着老师董必武和陈潭秋学习进步理论。1927年，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工作。那年大革命失败，她转入地下活动，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秘书处秘书，负责文件整理和联络。上海的地下生活让她积累经验，也结识了不少同志。 在上海工作期间，钱瑛遇到谭寿林，他是北大毕业生，比她大七岁，负责党务工作。两人通过共同任务熟悉，谭寿林教她地下联络技巧，他们在1928年10月结婚。婚后生活简单，常常在小摊上吃面条，互相支持革命事业。谭寿林温文尔雅，知识广博，对钱瑛影响很大。他们短暂的婚姻中，钱瑛学会了更多组织方法。1929年初，党组织派钱瑛去苏联学习，她那时已怀孕。 在苏联，钱瑛生下女儿，但考虑到革命任务重，她把孩子留在当地福利院，继续完成学习课程。1931年春她回国，女儿留在苏联以避风险。回国后她短暂与谭寿林团聚，不久谭寿林因叛徒告密被捕，于1931年4月22日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年仅35岁。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却没泄露任何秘密。钱瑛得知消息，继续工作，把个人损失转化为动力。她转到湖北洪湖苏区，参与组织妇女和游击活动，成为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原型。 在洪湖苏区，钱瑛化名彭友姑，负责妇女委员会工作，积极动员当地妇女支援前线，提供情报和物资。她在那里待了一年多，经历了敌人围剿，学会了水上游击战术。后来因形势变化，她孤身潜入上海，继续地下联络。1933年初，她调到江苏省妇委担任秘书，组织妇女运动，向党输送人才。那段时间她工作热情高，经常走访基层，记录妇女需求。 1933年春天，党组织内部出现叛徒，多名同志被捕，钱瑛接到紧急撤退指示。她返回住所，发现茶壶位置异常，判断敌人已来搜查。她迅速销毁床底情报，然后离开。但刚出门就被敌人包围，押上汽车。车上她发现衣袋里的怀表，那是谭寿林的遗物，里面有两人合影，可能暴露身份。她假装肚子疼，要求停车上厕所，敌人无奈同意。她趁机把怀表扔进路边草丛，刚扔完敌人就来催促。怀表就这样被丢弃，避免了身份泄露。 被捕后，钱瑛被关进南京监狱，敌人多次审讯，她坚持自称普通妇女，对党的事一无所知。没有证据，敌人以其他罪名判她15年监禁。狱中条件恶劣，她与同志们共住狭小牢房，每天分食稀粥，忍受寒冷和蚊虫。敌人巡视频繁，她们保持警惕。钱瑛组织狱友学习知识，轮流传授内容，增强抵抗意志。一次敌人突击搜查，她们迅速藏起材料。狱中她还带头要求改善待遇，敌人用棍棒驱散，但她们坚持下来。 监狱生活让钱瑛经受考验，她帮助生病狱友，分担劳动。敌人多次提审，她重复否认身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党组织通过渠道营救，她于9月获释。出狱后她继续投身抗日工作，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重建基层组织。1940年后调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川东特委代表，组织地下网络传送情报。新中国成立后，她任中南局常委和组织部部长，指导干部选拔。 作为中南局组织部长，钱瑛注重基层建设，巡视各地检查工作。她后来担任监察部部长，被称为“女包公”，铁面无私，处理了许多冤假错案。1954年她上任监察部部长，强调廉洁奉公，全心为人民服务。她在工作中发现官员问题，亲自调查，确保公正。钱瑛一生未再婚，女儿在苏联福利院夭折，她把全部精力投入事业。1973年她逝世，留下了革命奉献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