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阎锡山下令将侍从秘书李蓼源带去荒郊外活埋，执行命令的师长犹豫了，说：“这孩子才20岁，看着挺不错的，连口供都没有，不能就这么杀了。” 夜色沉沉，太原郊外风沙呼啸，贾宣宗站在新挖的土坑前，望着面前那个戴着手铐、满脸惊愕的年轻人。他脑海里浮现出过去在省政府见过李蓼源的样子：穿着整洁，话不多，却总是把文书处理得井井有条。 其实他很清楚，这场风波背后并不简单。 抗战刚胜利，阎锡山正重掌山西行政公署，大批旧人被清洗，新派人物上位。秘书处这种靠近核心的部门首当其冲，谁落队谁就挨刀。 李蓼源不过是个文职人员，被点名说“在稿件中擅自添加文字”，成了替人背锅的牺牲品。 贾宣宗读完手中那封“秘密处决”的命令，皱着眉头在坑边踱了几步。他不是不明白军纪，但也不是没见过冤案。这种未经审讯、无证据就动手的事，他干不出来。 他招手让士兵把人押回城西小院暂押，自己扛下了“延迟执行”的责任。 关押期间，李蓼源天天面对不同口音的审讯官，他们轮番软硬兼施，企图撬出“政治背景”或“共谍联系”。 可翻来覆去也找不出一条像样的罪证，最多不过就是那一篇修改过的文稿，连原始稿子都被上交销毁了，根本无法核对。 最难熬的是那几晚的疲劳审讯。冷风从小窗灌入，窝头硬得咬不动。李蓼源靠在潮湿墙角闭眼时，心中不断翻着旧记忆。 他想到的是抗战中日机轰炸太原那次，他在防空洞里替长官整理救济名单时的紧张，也想到母亲多次叮嘱他“莫管闲事，别惹是非”。 三个月后，局势微妙变化。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平津活动加强，阎锡山察觉政治风向不再容许大规模“肃清”，下令内部整顿“处理不当的冤案”。 贾宣宗当即再次上报此案，请求撤销处决令，并附带几位幕僚的共同签名。 李蓼源被释放那天，太原下着细雨。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过城南护城河，在柳树下站了半个小时。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是劫后余生的恍惚，还是对那个曾经熟悉体制的彻底失望。 他悄然离开山西，去了北平，从此不再插足政务，只做史料编辑。靠着在阎府任职期间积累的底稿笔记，他参与整理了《阎锡山日记》和山西政务旧档。 他不为名利，也不表态，只埋头做事。 晚年，他在北京参与地方志编撰，负责民国卷稿件，每一笔都亲自核对。 贾宣宗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那晚，我没按下扳机。不是因为胆怯，是因为我清楚，那一枪会毁掉一条清白的命，也毁掉我余生的睡眠。” 李蓼源和贾宣宗，这两个命运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风雨飘摇的民国后期留下了不容忽视的痕迹。他们的选择，没有惊天动地，却胜在真实与人性。 这才是历史该记住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