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胡雪岩预感被抄家，深夜趁12个小妾熟睡，命令管家掀开被子，取出床底下藏的银两，然后让她们到大厅来，胡雪岩告诉她们，一人拿500两离开胡府，想改嫁也不会拦着，他为何这样做？ 江南深秋的夜露凝结在窗棂上，像一层薄霜。 此时的胡雪岩刚从上海赶回杭州，袍角还沾着黄浦江边的湿气，而京城来的密信已在袖中揉得发皱——那上面没提抄家二字，却字字透着“清算”的寒意。 他是红顶商人，头顶珊瑚顶戴，手里攥着江南半壁的钱庄票号，可这身份在派系倾轧的漩涡里，不过是块易碎的琉璃。 左宗棠的西征军功里有他的银子，李鸿章的洋务布局里却容不下他的影子，这种夹在中间的处境，早已为今日埋下伏笔。 最先让他警觉的不是官府的传票，而是上海阜康钱庄门口突然排起的长队——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商户，此刻正攥着银票拼命往前挤，像要把他多年攒下的信誉踩碎在青石板上。 他没去钱庄安抚，反而回了杭州老宅，让账房把各房的体己钱都清点出来，连自己书房那对和田玉瓶也让管事拿去当铺换了现银——这些钱，他没往钱庄填，却分装成了十二个布包。 当小妾们揉着惺忪睡眼站在大厅时，烛火正把她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排受惊的鸟雀，而胡雪岩手里的算盘还在噼啪响着，算的却不是盈亏，是她们各自回家的盘缠。 并非所有商人在绝境中都会如此。有人会把家眷送到租界当“人质”，有人会让女子改嫁权贵换取喘息——胡雪岩偏不。 他知道这些女子跟着自己享过福，住惯了雕梁画栋的院子，用惯了描金的妆奁，但他更清楚，抄家的差役不会管这些，他们眼里只有“罪产”，连一支银簪都可能被算作“贪墨证据”。 “拿着钱，往南走，去宁波，去福州，找个小码头做点小生意，别再沾官场的边。”他说这话时，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太师椅的扶手，那上面的包浆被磨得发亮，像他半生的起落。 真正的风暴在她们走后第三天抵达。 先是浙江巡抚带着兵丁封了钱庄的大门，账本被一摞摞抬走，连库房里的绸缎都被贴上了封条；接着是上海洋行的律师函，说他拖欠的五十万两白银必须三日内还清，否则就起诉到总理衙门；最致命的是，西征军的协饷被南洋大臣扣下了——那笔本应解到他账上的银子，是他用来周转的最后底气。 这些事凑在一起，像一张织好的网，从京城撒到江南，网眼密得连风都透不过。或许，从他决定帮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那天起，这张网就开始在暗处编织了？ 他没去求任何人。 昔日在府里摆过宴的官员，如今路过胡府都绕着走；那些曾靠着他的钱庄发家的商号，联名递了状子说他“盘剥商户”；连他资助过的书院山长，都在报纸上写文章骂他“奸商误国”。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用三天时间写了三条家训：子孙后代不许经商，不许做官，不许与李姓联姻。写第三条时，他停顿了很久，毛笔尖的墨滴在宣纸上晕开一个小黑点，像个没说完的叹息。 后来的事，史书上写得简略：家产查抄，革职抄家，次年忧愤而终。 但没人提过，那些被遣散的小妾里，有个姓陈的女子，在宁波开了家绣坊，教当地姑娘绣西洋纹样，临死前总跟子孙说：“当年胡先生给的不是银子，是条活路。” 江南深秋的夜露依旧会凝结在窗棂上，只是再也没有哪个商人，会在抄家前夜，把自家的银子分给那些无权无势的女子。 而那张写着三条家训的宣纸，现在还收在浙江省档案馆的角落里，纸边已经发黄，墨迹却依旧清晰——像一个老人，在历史的喧嚣里，固执地说着自己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