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马步芳的电台主任熊维邦收到了两封绝密电报，他看都没看，就交给了曾庆良，曾庆良看到内容后，顿时吓了一跳！ 电报封皮上的火漆印还带着余温，曾庆良用指甲划开封口时，指腹被蜡油烫了一下。展开信纸的瞬间，“马步銮骑兵旅”“马彪独立团”几个字像钢针一样扎进眼里——那是要对祁连山里的西路军余部展开合围的命令。 熊维邦把军帽往桌上一摔，搪瓷缸子震得叮当作响：“发啊！军长在西宁等着回话，耽误了事儿咱俩都得掉脑袋！”曾庆良的手在发报机键盘上悬着，窗外的风沙正拍打着电台室的木窗，呜呜声像极了上个月在湟水河滩听到的红军伤员的呻吟。 他突然“哎哟”一声，手里的铅笔滚到地上，弯腰去捡时，故意碰翻了桌角的砚台。墨汁在密码本上洇开，黑渍刚好盖住部队番号。“对不住主任！”他慌忙用袖子去擦，趁机把两页真电报捏在掌心，换了两张废纸篓里的旧译稿塞进去。 发报机的指示灯开始闪烁，曾庆良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却悄悄把频率旋钮往左转了半格。熊维邦正对着镜子掏耳朵，收音机里的《三滴血》唱段盖过了电流的杂音。“好了？”“好了，主任，就是信号不太稳。”曾庆良摘下耳机，额头的汗珠子滴在频率表上。 熊维邦抓起军大衣就往外走：“老子去喝两盅，回来要是马彪那边没回音，你等着挨鞭子！”门“砰”地关上，曾庆良立刻反锁房门，把真电报塞进炭盆。火苗舔舐着纸角时，他听见自己的心跳比发报机的节奏还快。 后半夜副官突然闯进来，手电光在屋里乱晃：“熊主任呢？军长来电话问电报的事！”曾庆良指着空椅子：“主任说去给您买烟了。”副官踢翻了炭盆，没烧透的纸灰飞起来，像一群黑蝴蝶。 第二天熊维邦被马步芳骂得狗血淋头，翻遍办公室也找不到原始电报。曾庆良站在一旁，看着熊维邦被卫兵架走时，鞋垫下的纸角硌得脚心生疼——那是他没来得及烧干净的半页命令。 三天后马家军才重新核对坐标，祁连山里的雪已经化了大半。后来有老兵说，就是那三天的缓冲，西路军余部踩着泥泞钻进了更深的峡谷。曾庆良再没见过那些穿灰布军装的人，却总在梦里听见他们踩雪的声音。 1956年的西安军工厂，曾庆良调试新机床时，总会习惯性地把旋钮往左转半格。年轻的徒弟问：“师傅，您这是老毛病了？”他笑了笑没说话，机床的嗡鸣声里，1937年3月的风沙，好像又从窗缝里钻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