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又在讨论要不要恢复用汉字，起因是韩国著名脑科学家赵长熙，他的研究发现学汉字对大脑发育有好处。一开始差距微弱，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优势会越来越明显。要是再放长到几代人的时间，差距可能会大到影响国家竞争力。 首尔江南区的考试院里，总有些学生对着医学教材里的“漢字用語”皱眉——这些由汉字构成的专业词汇，在纯韩文教材里要么被音译得面目全非，要么干脆用括号标注古汉语原词。 这种日常困境，最近被“脑科学研究”点燃成公共议题。赵长熙团队的实验数据显示，学过汉字的青少年在空间认知测试中得分高出12%，且差距随年龄呈扩大趋势。 但翻开韩国教育部2023年的统计，中学生汉字教育课时仅占母语课程的0.3%——这个数字背后，是上世纪“去汉字化”政策留下的遗产：1948年颁布的《韩文专用法》像一把手术刀，将公文、教材里的汉字成片剥离，连景福宫匾额上的“建极绥猷”都差点被改成谚文。 如今反噬开始显现：首尔一家法院去年处理的372起姓名纠纷中，62%源于“同音异义”——“민주”既可以是“民主”，也能是“民洙”，没有汉字标注，连户籍官都头疼。 网络论坛上，争论早已跳出“是否恢复”的框架。有人贴出爷爷留下的《朝鲜王朝实录》照片，书页里的汉字像密码般无法破译；也有人反驳：“用拼音文字不照样造出三星？” 问题是——当“脑科学优势”成为新的论据，这场争论真的只是关于文字选择吗？ 反对者的逻辑并非全无道理。庆熙大学教育学教授李相勋就指出：“认知能力的核心是思维训练，不是文字系统——芬兰学生的阅读能力全球领先，他们可没学过汉字。” 但支持者抓住了更痛的点：去汉字化40年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1400万册古籍中，能无障碍阅读的学者不足百人；连韩医处方里的“当归”“黄芪”，年轻医师都得靠拉丁文注释才能看懂。 这让人想起上世纪70年代的“汉字教育复归”运动——当时也是因为企业抱怨技术手册里的汉字术语看不懂，最终只争取到小学教180个基础汉字的妥协。 如今东亚产业链的齿轮越咬越紧：中韩贸易额突破3600亿美元的背后，多少技术图纸因为“漢字词”翻译偏差导致返工？三星电子的研发报告里，至今保留着“半導体”“顯微鏡”等汉字术语，理由是“比谚文更精准”。 或许争论该换个问法：当一个民族主动切断与自身文化基因的连接——那些刻在青瓦台石墙上的“正德利用厚生”，那些写在《龙飞御天歌》里的家国记忆——要花多少代价才能重新接上？ 脑科学研究提供的可能不是答案，而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是汉字的魔力，而是文化断裂后的集体焦虑。 当考试院的灯光照亮汉文典籍时，或许比争论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断裂的文化根系重新吸水，而不是在“倒退”与“前进”的二元对立里，继续消耗本就不多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