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主，历经重重困难，多方查找1952年在台湾被杀害的我潜伏地下党人员陈玉贞的影像资料，陈玉贞女士在台湾是一名中学教师，于1952年在“吴乃光案”中被捕后遇害，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纪念碑上留有名字，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相貌资料，经过多方查找，终于在台湾陈玉贞女士就职的学校的一本毕业纪念册上找到了一幅署名“陈玉贞先生”的老照片，经过专业修复，终于让我们看到了陈女士生前的音容相貌，让我们记住这位伟大的女性，她们为了崇高的信仰和国家民族的统一，义无反顾的奋斗并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十几位白发老人围在屏幕前，盯着那张修复好的照片，有人突然捂住嘴，泪水从指缝里渗出来。这是他们第一次清晰地看见“陈老师”的样子——不是记忆里模糊的剪影，而是梳着齐耳短发、穿洗得发白旗袍的中年女性，嘴角带着点温和的笑意，像刚讲完一道难题，等着学生点头。 1950年的国文课上，她讲《岳阳楼记》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突然停住，望着窗外的老榕树发呆。学生们私下嘀咕“老师今天有点怪”，没人注意她捏着粉笔的手，在黑板边缘悄悄写了个“忧”字，又赶紧擦掉。直到几十年后在纪录片里看到“陈玉贞”三个字，才想起她总在作业本上写的批注：“字要正，心要稳，根不能歪。” 她批改作业时连逗号句号都用红笔圈出来。有个学生保存着1951年的作文本，最后一页空白处，铅笔写着行极淡的字：“北平的梅树，该浇水了吧。”后来才知道，那是她离开老家时，母亲亲手栽在院子里的树。 “吴乃光案”那几天，学校里常有穿制服的人晃悠。有学生早上上学，看见陈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手里攥着作业本，指节发白。她把本子塞给学生，声音发颤：“昨天的作业，发下去……错题改了。”那天下午她被带走时，作业本散落一地，有个女生捡起来，发现最底下那本封皮上，用指甲刻了个“家”字，刻得很深。 有人问，在那个年代，她有没有过一丝退缩？老学生们摇头，想起她擦黑板时总把“国”字写得格外用力，粉笔灰落在肩头，像落了层霜。 看守所打杂的老人回忆，见过个女老师总在放风时朝北望，有次掏出手帕擦泪，手帕角绣着朵梅花——后来才知道，那是她母亲给的嫁妆，本来要在婚礼上用的。 牺牲消息传来时，学生们在教室后墙贴了张纸条：“陈老师，我们想你。”第二天纸条就被撕了，有个女生把碎片捡起来，夹在陈老师教过的课本里，一夹就是七十年。 现在照片里的她，眼睛亮亮的，像盛着光。有个老人突然说：“她当年总说‘等你们能堂堂正正说自己是中国人’，现在我们说了，她却听不见了。” 这张照片让纪念碑上的名字有了温度。那些藏在作业本里的牵挂、刻在手帕上的梅花、指甲缝里的“家”字，原来都在等这一刻——等我们看见她的样子，记住她教的“根”。 七十年前，她的相貌是空白；七十年后，照片让她的音容笑貌活了过来。就像她当年写的“国”字，一笔一划，扎得深，长得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