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说：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即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社会”，整个社会信任度高，内耗小。所以，日本社会协调性强，公共秩序比较好。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52年出生于美国的政治学家，有着复杂的多元文化背景，祖父为躲避日俄战争移民美国，父亲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母亲则来自日本京都的学术世家，这样的出身让他对东西方社会都有着天然的观察视角。 福山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师从知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凭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声名鹊起，成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而他对中日信任度的判断，正是源于其1995年的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在福山的认知里，中国是典型的“低信任度社会”，核心特征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匮乏，人们的信任范围几乎仅限于家族内部，对家族以外的人普遍抱有极强的戒备心。 与之相对，日本则被他定义为“高信任度社会”，认为这里的信任突破了血缘界限，覆盖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种高信任度带来了极低的社会内耗，也让日本社会展现出极强的协调性和良好的公共秩序。 相关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佐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仅有两到三成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约七成受访者坚持不和陌生人说话，街头随机采访中，不少市民坦言面对陌生人借钱、借手机等请求时会本能警觉。 而在日本，游客深夜出行无需过度戒备，网络购物中先付款后发货的模式长期盛行，极少出现纠纷，这种有序状态让外界直观感受到其社会信任的氛围。 福山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与他对两国文化根源的理解密不可分。在他看来，中国有着深厚的儒教传统和小农经济根基，“差序格局”下的人际关系以家族为核心，信任半径难以向外延伸，这种文化传统缺乏孕育广泛社会信任的土壤。 而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加上“耻感文化”的约束，让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更注重自律和相互配合，这种文化氛围为广泛信任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福山的判断也受到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他提出这一观点的1990年代，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善，商业活动中的失信现象时有发生，这让他更容易形成“低信任”的认知。 而当时的日本已完成现代化转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和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让其“高信任”的特征更为凸显。 此外，福山的学术研究框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他习惯以西方社会的信任模式为参照，将中国基于家族的信任模式简单等同于“信任缺失”，却忽视了中国社会信任的独特发展逻辑。 福山的这一论断并非绝对的真理，后续的社会发展也在不断修正人们的认知。比如日本的调查数据显示，其实仅有26%的人认为他人可以信赖，其社会秩序更多源于相互监督和自律而非纯粹的信任；而中国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的普及，正在构建起全新的陌生人信任网络。 但不可否认的是，福山的观点为我们思考社会信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视角，无论是“低信任”还是“高信任”的标签，背后都关联着文化传统、社会转型和制度建设等多重因素，理解不同社会的信任逻辑，更需要立足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语境。 对他的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