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慈禧狼狈逃窜至山西首富家，临行时，慈禧让乔家借她10万两，乔致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30万都行，但您得拿一样宝贝换。”乔致庸细说要求，慈禧大笑：“这有何难！” 1900年的夏天，北京城彻底乱了套，八国联军的枪炮声把慈禧从“天朝上国”的美梦里炸醒。这位平时养尊处优、连吃饭都要上百道菜的老佛爷，这会儿连半点架子都没了，裹着一身农户的粗布衣裳，带着光绪皇帝和几个亲信，从皇宫后门偷偷溜了出来，一路向西狂奔逃命。这趟美其名曰“西狩”的旅程，说白了就是颠沛流离的逃难，一路上吃尽了苦头，连口热饭都难得吃上。 直到逃进山西境内，慈禧这才稍微缓过口气。要知道，当时的山西晋商那可是富可敌国，八大晋商掌控着全国不少的商业命脉，而祁县的乔家，更是晋商里的佼佼者，堪称山西首富。乔家的当家人乔致庸，虽说这时候已经82岁高龄，但脑子比谁都清楚，一手把乔家的生意打理得风生水起，票号、当铺、粮店、茶庄开遍了大半个中国，“复”字号和“大德恒”“大德通”票号的名号，在商界无人不晓。 慈禧一行人到了祁县，自然就把主意打到了乔家头上。这时候的她早已不是那个挥金如土的太后，出逃时太匆忙，没带多少金银细软，一路的开销和后续的用度都成了大问题，只能向当地的富商伸手借钱。当慈禧派人传话，想让乔家借10万两白银应急时，乔致庸二话没说，直接带着人到临时住处拜见。 见到慈禧后，乔致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非但没提任何难处，反而直言：“老佛爷开口，是乔家的荣幸，10万两太少，30万两臣这就给您备齐。只是臣斗胆，想求老佛爷赏一样宝贝，当作这30万两的‘回礼’。”慈禧一听就乐了，她本以为乔家会趁机邀功请赏，要么要官要么要地，没想到只是要一样“宝贝”，当即大笑：“这有何难！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来。” 乔致庸磕了个头，恭敬地说：“臣什么都不想要，只求老佛爷亲笔题四个字，给乔家留个念想。”这话一出，不仅慈禧愣了一下，连旁边的太监和大臣都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当时和乔家一起被慈禧借钱的还有太谷曹家，曹家也借了30万两，慈禧问他们要什么赏赐，曹家只敢说“全凭老佛爷做主”，最后得了个乾隆年间的金火车头钟当抵押。可乔致庸放着真金白银的赏赐不要，偏偏要几个字，这背后其实藏着他的大智慧。 当时乔家的大德恒票号确实为清皇室支垫了30万两白银的西行路费，而且乔致庸还特意把大德恒票号收拾出来，改成了临时行宫，红地毯从门口铺到内堂，挂着锦缎，摆上美酒佳肴，把一路受够了苦的慈禧伺候得舒舒服服。要知道，慈禧这趟“西狩”可是真够狼狈的，为了躲避八国联军，她甚至混在难民堆里，风餐露宿，到了山西才算是有了点皇室的体面，乔家的这份用心，自然让她记在了心里。 乔致庸之所以不要金银财宝，反而要慈禧的题字，是因为他太懂当时的处境了。晚清时期，重农抑商的观念还没完全改变，商人哪怕再有钱，社会地位也不高，生意上难免会受地方官员的刁难。而且当时朝廷内外交困，慈禧能不能顺利回到北京都不好说，这30万两白银大概率是要不回来的。 与其指望不靠谱的还款，不如换一个“永久的护身符”。慈禧作为当朝太后，她的亲笔题字就是最好的“金字招牌”，有了这个，乔家的生意在全国各地都能畅通无阻，谁也不敢轻易招惹。 慈禧听明白乔致庸的意思后，更是高兴，当即答应下来，提笔写了“福种琅嬛”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可不是随便写的，“琅嬛”指的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意思就是乔家是被福气眷顾的宝地，这既是对乔家的褒奖，也给足了乔家面子。后来慈禧回到北京后，特意派人把这四个字做成牌匾送到乔家，这块牌匾也成了乔家的传家宝，一直挂在乔家大院里。 乔致庸的这笔“买卖”可太值了，远不止一个牌匾那么简单。根据史料记载，慈禧在西安住了一年，这期间皇室的财赋收入全都是由乔家的大德恒票号经管，相当于乔家临时成了清王朝的“小金库”。 靠着经管这些财赋业务，乔家不仅稳稳收回了当初垫资的30万两白银，还赚了一大笔。更重要的是，乔家因此和皇室攀上了关系，后来慈禧筹备户部银行时，还特意召见了大德恒票号的总经理贾继英，问他想做官还是想经商。贾继英说自己不擅长做官，慈禧就给了他一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事，让他出任户部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乔家的影响力也因此更大了。 乔致庸早年是个秀才，饱读诗书，有着深厚的儒学底蕴，后来因为长兄去世，才弃儒从商。他经营生意的核心就是“诚信为本，眼光长远”，而且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用人才，乔家的很多大掌柜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而且乔致庸可不是只懂赚钱的守财奴，他还特别怜贫惜弱。光绪二十五年，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乔致庸一方面告诫家人紧缩开支，一方面主动开仓济贫，给乔家堡的村民按人口配发粮食，还给外来的饥民支起大锅舍粥，这样的善举也让乔家在当地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