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在荷兰鹿特丹，一位96岁高龄的华人老者在寓所藤椅上沉沉睡去，再也没能醒来，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老人都保持着一个奇怪的习惯：长时间面朝东方发呆，嘴里总是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一句话：“他们早就不需要我了。” 这位客死异乡的老人名叫钟松，一个让彭德怀元帅晚年提起都承认“确实难打”的对手，也是第137位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1944年滇西反攻，几十个地堡连成片，主攻部队几次冲锋都被交叉火力割了麦子，这时候的钟松刚顶上第2军副军长的位置，正闹着严重的痢疾，他要是按常规打法，那是即便输了也没责任，可他偏不。 他拽着卫生兵给自己扎了一针，带人就往一线泥坑里钻，观察了两天，他发现鬼子碉堡虽硬，但西侧有个坡太陡，日本人觉得只有猴子能上去，防守最松。 钟松回头就挑了三百个山里出身的“野猴子”，带上绳索、短刀和炸药，趁着夜雨真就爬上去了，凌晨四点那一炸，把日军主碉堡的通气口给掀了，这一手直接捅穿了整条防线的软肋。 这种因地制宜的本事，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守南天门时就显出来了，面对日军一个联队的死磕，他不想着跟装备占优的鬼子拼消耗，而是发明了“轮战补位”——机枪全撤到侧翼打交叉，步兵分三拨，一拨打、一拨歇、一拨装子弹。 硬扛两天两夜，有人夸他命硬，他冷笑着回了一句：“鬼子也是肉长的，挨了枪子照样得躺。”到了淞沪战场，他又琢磨出用竹竿绑炸药顺水炸鬼子汽艇的土法子，只要能赢，他从来不在乎手段够不够“体面”。 然而，这种纯粹的军人直觉，在抗战结束后那种腐坏的官僚泥潭里，注定是要碰壁的。 到了西北战场，钟松把整编第36师改造成了一支怪胎部队，他扔掉了国军标配的那些死沉死沉的美式重炮，全换成了轻便的日式山炮，让士兵在黄土高原上跑得像兔子一样快，但这得罪了很多人，甚至因为他想拆分突击旅方便指挥，被扣上了“想当军阀”的帽子。 1947年8月榆林解围战，上面下了死命令要走大路驰援，限期五天，钟松摊开地图一看，那条路平得像棋盘，除了当靶子没别的用，他一咬牙，把电话线一拔，带着万把号人一头扎进了毛乌素沙漠。 那三天简直是地狱行军，为了不脱水，士兵们渴急了连马尿都在喝，但也正是这股疯劲，让他们神不知鬼旧地绕到了榆林侧背，不仅避开了早已设好的口袋阵，还反而把围城的对手打了个措手不及，连彭老总的包围圈都让他给钻出去了。 可这一仗打赢了又如何？顶头上司、老同学胡宗南不仅没夸奖，反而就在战报里狠狠参了他一本：“擅改路线，险些贻误战机。” 1949年的大崩盘前夜，所有人都忙着在台湾找位子，钟松却给出了一个奇怪的选择：“不败、不死、不降、不起义。”他跑到浙江当了几天有名无实的“省主席”，看了眼空荡荡的办公室，留下一张条子就去了香港，有人劝他去台湾，他摆摆手，那是真看透了：“去了也就是个摆设，不想演戏了。” 1970年移居荷兰后，他几乎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直到1988年，两岸坚冰松动，88岁的钟松突然带着小儿子回了一趟浙江松阳。 看到老家泥泞的路，老人二话没说掏出一万块钱——那在当年是笔巨款——捐给村里修路，乡亲们看着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华侨，谁能想到这曾是统领万军的虎将，但他没在故乡久留，看了一眼，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在那遥远的异国他乡，他最后的时光只有无尽的沉默，那个曾经在沙漠里喝马尿突袭、在悬崖上夜袭敌寇的猛将，最终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隐喻，他的骨灰留在了荷兰，只是按照遗愿，他的儿子每年都会飞回浙江老家，替父亲看一眼那片他想回却再也回不去的土地。 参考信源： 《彭德怀三计诱灭钟松部》 汤家玉 党史文苑 2018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