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女地下党员罗文坤被捕，敌人见她不屈服，就把她放了，并让特务暗中监视她，谁知罗文坤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杀！ 那年桂林的夏天，日军轰炸的硝烟还没散尽，军统特务的黑色身影就已遍布街头。24岁的罗文坤站在桂林女中的讲台上时，粉笔灰还沾在教案的英文单词上，没人知道这个总带笑的英语老师，笔记本里夹着整个桂林地下党的联络暗号。 走出阴暗监狱的那天，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腿上被老虎凳压出的伤口每走一步都像刀割。她下意识摸了摸衣领——那里藏着的氰化钾药片硌得脖子生疼，这是组织发的“最后防线”，她曾以为永远用不上。 特务闯进教室时，她正给学生批注作文，黑大褂袖口的铜纽扣闪着冷光。监狱里，竹签扎进指甲缝的剧痛让她咬破了嘴唇，敌人把高官厚禄摆在她面前，说“只要交出名单，女军官的肩章就是你的”，她只回了句“我的学生还等着上课”。 释放前，特务头子假惺惺地拍她肩膀“罗老师受惊了”，可她瞥见墙角那个总低着头的黄包车夫——昨天在学校门口也见过他。她突然懂了，这不是仁慈，是要用她当诱饵，钓出藏在暗处的战友。 当晚，她借着买煤油灯的由头，在巷口用暗号敲了三下苏蔓家的门。苏蔓和张海萍看到她手腕上的伤痕，眼圈瞬间红了。“他们想跟我钓鱼。”罗文坤声音很轻，却像锤子砸在两人心上。 张海萍急着要去找地下交通站想办法，罗文坤却按住她的手。“监视的人有三个，我们一动，整个联络网就完了。”她从枕头下摸出那包氰化钾，“只有我死了，敌人才会信我没叛变，你们才能安全。” 苏蔓曾提出让她假装叛变传递假情报，但罗文坤摇头——敌人狡猾，万一露出破绽，牺牲的就是更多同志。那个年代的地下工作，容不得半点侥幸。 她换上最喜欢的蓝布旗袍，对着镜子梳辫子时，想起入党宣誓那天，苏蔓说“革命者的生命不是自己的，是组织的”。氰化钾的苦味在嘴里蔓延开时，她最后看到的，是教案上没批完的那句“Where there is a will”。 第二天学生发现她时，遗书压在英语课本上，“我们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特务果然以为她是不堪受辱自杀，撤走了监视，桂林地下党的联络网就这样在她的牺牲里保全下来。 79年后的今天，桂林女中还保留着她的教案，泛黄的纸页上，那句英文后面，有人用红笔补完了下半句：“there is a way”。只是当年那个补全句子的姑娘，永远停在了24岁的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