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闹掰，至今是个谜。但此八卦事件最大的谜，其实是他们的母亲鲁瑞女士的态度：从未干预，始终冷眼旁观。是鲁老太太弱势吗，肯定不是！要知道，鲁瑞在周家，地位相当于《红楼》的贾母，任何人不敢不听不从，可哪有贾赦贾政打起来还恩断义绝，她当没事人的道理？这完全不合常理。 1919年。这一年，鲁迅卖了绍兴老宅，把自己十年的积蓄掏空，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了一座拥有30多间房的大宅院。他是奔着“四世同堂、兄弟怡怡”的封建大家庭理想去的。 可这八道湾，与其说是周家的大宅，不如说是羽太信子的“销金窟”。 当时的鲁迅，那是妥妥的高收入群体。他在教育部任职，月薪300大洋；周作人在北大教书，月薪也有240大洋。加上两人的稿费，这笔收入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要知道，那时候普通人家，几块大洋就能过一个月。 可就这么两座“金山”，愣是填不满八道湾这个坑。 问题出在哪？就出在当家的羽太信子身上。这位日本媳妇，虽然出身贫寒，但自从嫁入周家，那排场摆得比陆小曼还大。家里光佣人就请了一堆：管家、车夫、大厨、看孩子的、打杂的，甚至还有专门管采购的。 鲁瑞老太太眼睛毒得很，她天天看着儿子鲁迅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连黄包车都舍不得坐，夹着个包步行去上班，甚至有时候连买包烟的钱都要算计。另一边呢？二儿媳妇羽太信子带着一大家子人，看着日本医生，吃着日本料理，孩子们甚至还用牛奶洗澡。 你说老太太能不心疼大儿子吗？当然心疼。 但她为什么不说话？因为她看透了二儿子周作人的本质。 周作人这个人，才华横溢，文章写得漂亮，但在生活和性格上，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颇昏”。他从小被大哥保护得太好了，性格里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依赖性。也就是心理学上讲的“依赖型人格障碍”。 以前他依赖大哥，大事小情全凭鲁迅做主。结婚后，这个依赖对象无缝切换成了老婆羽太信子。在周作人眼里，老婆的话那就是圣旨。 鲁瑞太清楚这一点了。在这个家里，羽太信子才是二房的实际控制人，周作人不过是个提线木偶。 如果老太太强行出面调解，结果只能有一个：逼着周作人在亲妈和老婆之间选一个。 按照周作人那种“惧内”入骨的性格，再加上羽太信子那种动不动就死给你看的手段，周作人大概率会崩溃，甚至可能为了维护小家庭而彻底跟母亲决裂。 那时候，这个家就不止是分崩离析，而是要出人命了。 所以，当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那封写着“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的绝交信拍在鲁迅桌上时，鲁瑞选择了沉默。 她看着大儿子鲁迅茫然无措，试图去沟通却吃了闭门羹；她看着大儿子一怒之下，哪怕借钱也要买下西三条胡同那个小院子，带着她和朱安搬离八道湾。 这期间，老太太没有骂二儿子一句，也没有去求二儿媳妇高抬贵手。她做了一个最无声却最坚定的选择：收拾行李，跟着大儿子走。 这就叫态度。 她不干预兄弟吵架，是因为她知道那所谓的“调戏弟媳”不过是借口，真正的矛盾是经济上的黑洞和价值观的撕裂。她阻止不了二儿子在“妻管严”的道路上越走越黑，但她可以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大儿子是被冤枉的，我跟他过。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24年6月11日。 鲁迅回八道湾取回自己的书和生活用品。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结果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冲出来就骂。 据当时在场的鲁瑞后来回忆：场面一度失控。周作人那是真急了眼，抄起一本书就砸过去；鲁迅也不甘示弱，抓起个陶瓦枕头扔回去。 鲁瑞就站在那，看着两个年过不惑的儿子像顽童一样互殴。如今，为了一个女人的谎言和无底洞般的贪欲，兄弟俩把几十年的情分砸得粉碎。 羽太信子甚至还打电话叫来了外人张凤举和徐耀辰。当着外人的面，羽太信子用日语控诉鲁迅的“罪状”，周作人还在旁边帮腔补充。 鲁迅一句话辩解都没有，因为他看到了母亲就在旁边。 鲁瑞后来对三子周建人叹气：“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道理来。” 她知道“道理”讲不通。周作人已经在绝交信里写了：“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 既然二儿子铁了心要“断奶”，要切割，那做母亲的除了放手，还能怎样？ 只是鲁瑞可能没想到，这兄弟俩的结局，真应了当年那个老和尚的谶语。 早年间，鲁瑞曾请一位叫龙师父的法师给兄弟俩取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 那时候一家人都挺高兴，觉得这名字雅致。可谁能想到，《诗经》里早就写得明明白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这两颗星，虽然在天空交相辉映，却永不相见。 鲁迅搬走后，大病一场，写出了《伤逝》和《兄弟》。他在文字里祭奠那段回不去的兄弟情，也在反思所谓“骨肉至亲”在利益和谎言面前的脆弱。 而周作人呢？留在了八道湾，守着那个挥霍无度的家。后来北平沦陷，文人南渡，他因为“家累太重”留了下来，最终落水当了汉奸。1967年，他在自家后院的小棚子里孤独离世，身边除了家人，没有任何人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