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十大警卫员 1.汪东兴——江西弋阳人，正国级 少将 享年100岁 2.罗瑞卿——四川南充人，副国级 大将 享年72岁 3.李银桥——河北安平人，副处级 享年82岁 4.张宗逊——陕西渭南人，副国级 上将 享年91岁 5.杨德中——陕西西安人，上将军衔 享年97岁 6.吴 烈——江西萍乡人，少将军衔 享年86岁 7.邬吉成——山西神池人，正部级别 享年79岁 8.陈昌丰——江西宁都人，正部级，大校 9.张耀祠——江西于都人，正部级，少将 享年95岁 10.陈 龙——辽宁抚顺人，副部级 终年48岁 这十个人，很少同时站在一张照片里，却共同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毛主席身边。 有人一辈子沉默寡言，只负责把危险挡在几步之外；有人后来走到国家权力结构的高处，却始终保留着警卫员的站姿与警觉。他们的军衔、级别、寿数各不相同，出身南北有别，结局也不一样，但有一点高度一致：在最关键的年代，被毛主席放心地交付过身家性命。 正是在这样一组名字中，罗瑞卿的位置，既熟悉，又格外特殊。 毛主席那句“罗长子往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听着像玩笑，其实像一句军令，当事人都心里有数。 1906年，他出生在四川南充双女石村，家里穷得很普通。 二十多岁闯进乱世，1926年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先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随后干起秘密工作。 1929年参加红军，从支队党代表干到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 闽西代表大会上，会场里里外外都让他盯着；长征路上，毛主席、周恩来走到哪，他的警戒圈就画到哪。 雪山草地上队伍损失不小，中央领导却一个没少地进了陕北，很多老红军提起保卫工作，嘴里离不开“罗长子”三个字。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代表出入西安，他照例在暗处守着，在枪口与照相机的缝隙里给领导人留出了安全通道，这些细账，毛主席和周恩来心里都一清二楚。 解放战争打到后半程，他已经是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团政委。 太原解放后，部队并入第一野战军，他按原计划要随军西征。 1949年5月中旬，毛主席从北平发来电报，请他“赴京一叙”。香山双清别墅的房间并不大，说的事却关乎新国家的“门神”：中央军委准备成立公安部，毛主席点名让他当部长。 罗瑞卿心里还有点拧巴，真心想跟着部队打到西北、西南，看红旗插满大江南北，还认真推荐了长期做情报的李克农，自认那才是内行。 毛主席听说后问：“新国家要立家业，都说去打仗，都不管公安，这家谁来守？”话说到这一步，他只好把话放死：“党让干，就当一辈子人民警察，不会可以学。”这一句，既是表态，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下的军令状。 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公安部在北平挂牌，地点选在天安门东南那片旧英兵营。 罗瑞卿一到任，先搭班子，粗粗划出几块：有管政治保卫的，有盯经济安全的，有抓治安、边防、武装、人事的，再配一个办公厅、干部学校和直属部队。 干部紧缺，他给毛主席写报告，要部队源源不断输送中下级骨干，又去找周恩来、聂荣臻，争取华北军政大学成批调来知识青年。一段时间里，一拨拨穿旧军装的年轻人背着铺盖卷进院子，新中国公安队伍的底子就是这样垫出来的。 1949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公安部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1954年9月又改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他从头干到1959年，整整十年。保护中央，他组建警卫局、中央警卫团，中南海和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压在这支队伍肩上，讲的规矩很简单：屋里要紧，外面别摆臭架子，让首长既安全又能见到老百姓的脸。 对内整治社会秩序，罗瑞卿的手同样不软。 北平刚解放不久，毛主席对他说，新中国不能再让娼妓遍地、黑道横行，要把这座城“好好打扫”。他当场接令，成立取缔妓院指挥部。 1949年11月21日晚8点，北京市出动2400多名干警，冲向五个城区和东西郊，次日凌晨5点，224家妓院全部关门。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封闭决议和《解放妓女》的短评，各界拍手叫好。 上海等城市跟进，1951年他到“大世界”微服察看，当面骂那些老鸨、流氓恶霸是“吸血鬼”，1952年4月至9月，上海陆续取缔妓院，把“大世界”改成人民乐园。 北京四郊的“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以及“四亭”“十二爷”等地头蛇，也在清理名单之列。北京、上海等十三个大城市，到1950年6月共抓获盗匪5477人，年底城市盗匪活动明显下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句老话又回到街谈巷议里。 1954年，公安部正式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55年7月18日公安部队改称公安军，同年授衔，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9年9月18日，他离开干了十年的公安战线。 后来命运几起几落，在七十年代中期恢复工作，1978年8月病逝。 很多老部下回忆他时，往往会先想起毛主席那句玩笑，再想起自家站岗时看到的身影：一个高个子往前一站，心就踏实了，这样的人，当警卫员也当大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