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男知青回城，临走前夜里18岁恋人哆嗦着解开衣扣。谁知，知青一把摁住，随即揽入怀中。喘着粗气说：“等我回来娶你！”然而，四年后等来的却是知青父母。 这位男知青叫陈卫国，是1974年响应号召从上海下放到安徽淮北农村的知识青年。他皮肤白净，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能写会算，刚到村里就被安排到生产队的记工分小组。18岁的恋人叫李秀莲，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扎着两条麻花辫，手脚麻利，心肠热乎。那时候的陈卫国吃不惯粗粮，水土不服闹肚子，是李秀莲端着自家腌的咸菜、蒸的白面馒头，一趟趟往他住的知青点跑。春种秋收的时候，陈卫国扛不动锄头，割不动麦子，是李秀莲跟在他身后，默默帮他把落下的活计干完。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就偷偷好上了，村头的老槐树下，田埂边的茅草棚里，都藏着他们青涩的情话。 1978年的冬天，知青返城的消息传到村里，陈卫国拿着回城的通知书，手都在抖。他舍不得李秀莲，舍不得这片挥洒过汗水的土地，可上海的父母一封封家书催着，说已经给他找好了工厂的工作，错过这次机会就再也回不去了。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天寒地冻，李秀莲揣着一沓亲手纳的布鞋鞋垫，摸黑来到陈卫国的知青点。煤油灯的光昏黄摇曳，映着姑娘泛红的眼眶。她知道陈卫国要走了，知道两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她想着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这样就算他走了，也能记住村里有个姑娘在等他。她紧张得嘴唇发抖，哆嗦着解开自己的棉衣扣子，陈卫国却一把摁住了她的手。 陈卫国的眼眶也红了，他太懂李秀莲的心思，可他不能这么做。他知道自己这一去，前路茫茫，他不能耽误这个干净纯粹的姑娘。他用力把李秀莲揽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发顶，喘着粗气，一字一句地说：“秀莲，等我回来娶你！我一定回来！”李秀莲埋在他怀里，哭得肩膀发抖，把那沓鞋垫塞到他手里，哽咽着说：“我等你，你可一定要说话算话。”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陈卫国就背着铺盖卷上了路。李秀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手里还攥着他临走前塞给她的一块上海产的水果糖。 陈卫国走后，李秀莲就像变了个人。她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挣的工分比壮劳力还多。她省吃俭用，把攒下来的钱换成邮票，一封封地给陈卫国写信。一开始，陈卫国的回信很勤快，信里说他进了上海的一家纺织厂当技术员，说他每天都在想她，说等他在厂里站稳脚跟，就回来接她。可慢慢的，回信越来越慢，字也越来越少，最后一封信是1979年的冬天寄来的，说厂里太忙，让她好好照顾自己。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陈卫国的消息了。 李秀莲没怨他，她觉得陈卫国在大城市不容易，她就守着那句“等我回来娶你”的承诺，日复一日地等。村里的人都劝她，说上海的知青心高气傲，哪会真的娶一个农村姑娘，让她趁早找个好人家嫁了。李秀莲不听，她把陈卫国的照片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前都要看一眼。春去秋来，四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村里的姑娘们都嫁人生子了，只有李秀莲还在等。 1982年的秋天，村口突然来了两个操着上海口音的老人，穿着体面的衣服，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村里人议论纷纷，说这是陈卫国的父母。李秀莲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以为陈卫国要回来娶她了，她特意换上了自己最好看的碎花衬衫，梳得整整齐齐的麻花辫上还系了根红绳。可陈卫国父母的话，却像一盆冷水，把她浇了个透心凉。 陈卫国的母亲拉着她的手，叹了口气，眼圈泛红。陈卫国的父亲站在一旁，脸色凝重。他们说，陈卫国回上海后，工作很努力，后来考上了夜大，毕业后调到了机关单位。两年前，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对方也是上海人，知书达理，两家门当户对，已经结婚生子了。他们说，陈卫国不敢亲自来，怕见了她不知道说什么，怕伤了她的心。他们带来了一些钱和上海的特产，说是补偿，希望她能原谅陈卫国，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 李秀莲听完，一句话都没说。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的红绳滑落在地。她把陈卫国父母带来的东西都推了回去，轻轻说了句：“我不要这些，你们拿回去吧。”说完，她转身就走，背影挺得笔直，一步一步地走回了自己的家。那天晚上，李秀莲把陈卫国的照片和那些信，还有那沓没送出去的鞋垫，一起埋在了老槐树下。 后来，李秀莲嫁给了邻村的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夫妻俩勤勤恳恳地过日子，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平淡又踏实。偶尔，她会带着孩子坐在老槐树下，看着远处的路，眼神里没有怨恨，只有释然。她从来没跟孩子们提起过陈卫国的名字，那段青春里的悸动，就像老槐树的叶子，落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个年代的知青爱情，大多都败给了距离和现实。不是所有的承诺都能兑现，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有结果。可那些真心实意的付出，那些刻骨铭心的牵挂，却真实地存在过，成为了一代人心里最柔软的回忆。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