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西方的学者勇敢说真话了。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约翰·霍布森在电视节目中说：“没有从中国引进的技术，就没有英国的农业革命，工业化就会受阻，西方人拿来了却说是西方人发明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这一观点的说服力，建立在具体而坚实的技术传播链条之上。被视为工业革命起爆器的纺织机械化，其标志性成就——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专利），常被歌颂为天才的独创。 历史档案与实物证据表明，中国在元代便已广泛应用“水转大纺车”，这种设备利用水力驱动，可同时带动多达32个纱锭，其日产量与机械化程度，远高于最初仅8个纱锭的“珍妮机”。 通过耶稣会传教士、旅行者的记述与绘图，此类技术知识在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逐渐传入欧洲，为当地的工匠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原型。 同样，詹姆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常被视作开启动力革命的原点。但追本溯源，其核心的活塞与曲柄连杆机构理念，早在中国东汉杜诗发明的“水排”（水力鼓风冶铁设备）和后来不断改进的双动式活塞风箱中已臻成熟。 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及其团队的研究充分证明，这些关于将往复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的基础机械原理，通过丝绸之路与知识分子的交流，为欧洲后来的工程突破奠定了概念基础。 这并非否定阿克莱特或瓦特的个人才智与改进之功，而是强调任何重大的技术飞跃，都必然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而其中一些“巨人”，来自遥远的东方。 这些跨越洲际的技术传播与启发，在“欧洲中心论”的叙事框架下被系统性地淡化乃至抹去了。这种叙事成型于十九世纪，与欧洲殖民帝国的全球扩张同步，它需要构建一套将西方优势合理化为内在、永恒特质的历史哲学。 于是，长达千余年（约公元500年至1800年）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技领先世界”的时期被缩略为背景板； 中国在铸铁、造纸、印刷、火药、造船、精密钟表等领域的数百项开创性贡献，被降格为孤立奇观或“失传的秘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古希腊罗马“理性”径直跳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再飞跃至科学革命与工业化的线性进步神话。 这种历史书写，不仅是一种知识上的片面，更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它将西方塑造为唯一的“发明者”，而将东方贬为“模仿者”乃至“停滞的文明”。 这正是为何当现代中国在高铁、5G通信、量子计算等领域取得领先时，某些西方舆论会条件反射般地抛出“抄袭”、“技术转移”等指控，这种思维定式正是陈旧历史叙事的现代回声。 这种历史认知的扭曲，与现实中西方、尤其是近年来某些国家的技术政策，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讽刺性矛盾。 一方面，历史上的西方通过吸收、改造东方技术（并常声称原创）获得了崛起的动能；另一方面，当中国通过国家投入与自主创新，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等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迎头赶上甚至局部领先时， 西方却祭出了严格的技术封锁、供应链脱钩和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市场壁垒。从历史的长镜头看，这仿佛是一种恐惧的轮回： 昔日技术的学习者，已成为今日潜在的竞争者，而维持优势的手段，从隐晦地“遗忘”技术源流，转变为公开地“阻断”技术流通。 这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霸权护持”心态：既不愿公正承认历史上对东方智慧的依赖，也无法坦然接受当下多极化科技格局中的平等竞争。 这种心态，正如霍布森等公正学者所批评的，本质上是知识上的不诚实与地缘政治焦虑的混合体。 因此，霍布森们在公众平台上的直言，其意义远超学术纠偏。它是一次对历史记忆的勇敢修复，是对知识垄断的正面挑战。 在西方社会，“欧洲中心论”已不仅是教科书观点，更内化为一种文化无意识，挑战它需要对抗强大的学术惯性与政治正确压力。 这些学者的勇气，在于他们敢于指出：西方的伟大，并非源于某种神秘的、独一无二的“文明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作为欧亚大陆西端的“后来者”，能够贪婪而高效地汲取、融合更古老文明的成果。 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削弱西方的成就，反而使其发展轨迹更符合真实、互联的世界史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