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圈最近炸锅了，中信建投连续两人栽了，判了超过10年。 先是任投行业务管委会执行总经理的杜鹏飞，接着是号称“投行第一美女”的前债券承销部总监兼江西区域负责人房蓓蓓，因为返费拿了540万元，一审被判了十年半。 当市场聚焦于“美女高管”的八卦标签时，更值得警惕的是案件背后，投行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化发行、利益输送等灰色操作，以及监管高压下仍未补齐的合规短板。 房蓓蓓的辩护团队坚持，她是市场化招聘的业务人员，无行政级别、未经党委任命，涉案行为属于“个人资源介绍”，不应认定为“执行公务”；这一定性背后，是国有控股券商“市场化运作”与“国资监管责任”的长期张力。 这种张力让不少投行高管陷入认知误区：既享受国有背景带来的项目资源、信用背书优势，又试图以“市场化身份”规避国资监管的刚性约束。 房蓓蓓案中，她所主导的“19路劲01”债券发行，本质上是一场借助“结构化发行”掩盖发行失败的灰色操作——在市场仅认购3.5亿元的情况下，通过上海守朴资产作为通道“代投代缴”，制造11.5亿元足额认购的假象，只为保住发行人的公开市场融资渠道。 这种操作在债券市场低迷期曾一度盛行，却被2023年基金业协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明确禁止，核心原因就是其极易滋生利益输送、扭曲市场定价，最终损害国有资产与中小投资者利益。 房蓓蓓敢于触碰红线，正是源于对“业务创新”与“违规操作”的边界模糊，而国有控股背景带来的监管容错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侥幸心理。 如果说房蓓蓓案暴露的是债券承销领域的灰色地带，杜鹏飞案则直指IPO保荐环节的利益绑定毒瘤。在振华新材IPO项目中，他以150万元入股代持的方式，换取对发行人“战略配售资金来源于借贷”事实的隐瞒，最终通过减持获利410余万元。 这种“股权代持+虚假核查”的操作模式，精准利用了IPO审核的信息不对称——保荐机构作为“看门人”，本应承担穿透式核查责任，但杜鹏飞却将自身利益与发行人深度绑定，让“核查义务”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更值得深思的是，此类操作并非个例，近年来监管处罚的多起IPO造假案中，“保代与发行人利益输送”均是核心情节，反映出投行“重承做、轻核查”的业务导向仍未根本扭转。 两起案件接连爆发，也让中信建投的内控失效问题浮出水面。事实上，这并非中信建投首次因合规问题被罚，2025年9月，其就因未督促新三板挂牌公司阳光中科披露车间停产的重大经营变化，被福建证监局出具警示函。 从持续督导不力到核心高管利益输送，暴露出公司内控体系存在“三道漏洞”：一是项目审批流于形式，房蓓蓓主导的结构化发行、杜鹏飞涉及的代持入股，均未被内部风控部门及时识别；二是合规培训脱离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权责边界、结构化发行的违规后果等关键问题，未向业务高管形成有效警示； 从行业视角看，中信建投双高管落马，是监管层“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的必然结果。2025年初至6月，已有8家公司因结构化发行被监管处罚，而随着审计署与证监会的联动稽查机制不断完善，以往难以追溯的“体外利益输送”“代持受贿”等行为，正通过资金流向追踪、关联方穿透核查等技术手段被精准锁定。 但监管高压之下，仍有部分投行人员铤而走险，核心原因在于“业绩压力”与“合规成本”的失衡。近年来，投行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券商纷纷下调承销费率，倒逼业务人员通过“特殊服务”争夺项目。 两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正在重塑投行行业的合规认知：对于国有控股券商高管而言，“市场化身份”不能成为规避国资监管的挡箭牌，只要涉及国有资产风险管理，就必须承担更严格的合规义务；房蓓蓓与杜鹏飞的上诉，业内普遍认为改判可能性极小，这一预期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监管信号——在金融反腐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任何试图模糊合规边界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中信建投的案例更给所有国有控股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必须尽快理清“市场化运作”与“国资监管”的边界，建立与国有资产责任相匹配的内控体系。 一方面，要强化对核心业务岗位的合规约束，将“国家工作人员”的权责认知纳入高管入职与在职培训的核心内容； 对于监管层而言，则需要进一步细化结构化发行、股权代持等违规行为的认定标准，通过技术赋能提升稽查效率，压缩灰色操作的生存空间。 从“投行第一美女”的风光无限，到阶下囚的黯然落幕；从资深保代的行业精英，到十年刑期的罪犯，房蓓蓓与杜鹏飞的人生反转，是个人贪欲的必然结果，更是投行行业合规失守的沉痛警示。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投行作为直接融资的核心中介，其“看门人”责任的落实，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健康与稳定。 唯有彻底清除灰色操作，筑牢内控防线，才能让投行真正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参考资料： 红星新闻《中信建投女总监联络资金中介，私下吃返费逾540万，一审获刑十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