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云南边境的丛林里，黄干宗攥着步枪的手心全是汗。 运输队遇袭的爆炸声还在耳边响，他跟着人群跑，却被藤蔓绊倒，再抬头时，队友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雾气里。 他挣扎着爬起来，只听见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回头一看，两个穿越军制服的女人正举着枪，慢慢朝他走近。 黄干宗那年19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村里挣工分。 征兵的消息传来时，他几乎是抢着报了名不光是“保家卫国”，那身军装，在当时能让全家抬头走路。 他被分到后勤运输队，每天跟着卡车往前线送弹药，以为离真正的战场很远，直到那天车队开进谅山外围的山谷。 子弹嗖嗖地飞过来时，他正抱着一箱手榴弹往车上搬。 副班长喊了声“卧倒”，他就势滚进路边的水沟。 等枪声稀疏下来，他看见卡车烧着了，副班长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 他爬出来想找队友，却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只能顺着山谷往里跑，跑着跑着，天就黑了。 他在山谷里转了两天，干粮早没了。 正靠着树喘气，两个穿军装的女人突然从树后出来，枪指着他。 她们一个高个一个矮个，高个的头发剪得很短，脸上有道疤。 矮个的从挎包里掏出半块干粮递给他，用蹩脚中文说“跟我们走，不杀你”。 后来他才知道，她们是越南地方武装的女兵，部队打散了，困在山里出不去。 山洞里阴冷潮湿，地上铺着干草。 他被安排砍柴、打野猪，还要用石头搭灶台。 开始总想跑，可每次没走多远就会迷路，有次踩了蛇，腿肿得像柱子，还是那个高个女兵用草药敷了半个月才好。 伤口疼的时候，我觉得她们或许和自己一样，只是想活着。 她们从不提战争，只在夜里偷偷看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校服的小姑娘。 第十年头上，他在溪边洗衣服，脚趾踢到个硬东西。 扒开泥一看，是个破酒瓶，标签上“五粮液”三个字磨得快看不清，却像针一样扎进心里。 老家柜顶上，爹过年才舍得喝的那瓶酒，标签也是这样的。 那晚他没睡，盯着洞口的月光，第一次那么想回家想闻闻娘蒸的腊肉香，想听听村口大喇叭放的《东方红》。 1991年秋，他穿着兽皮缝的衣服走进村口，头发长到腰，胡子乱得像草。 娘从屋里出来，手里还端着喂猪的瓢，看见他就扔了瓢，抱着他哭到晕厥。 夜里和爹说话，他低着头说“我在那边有孩子了，叫阿莲”。 爹沉默了半宿，叹了口气说“明天去河口看看吧，或许能找着”。 如今河口口岸的风，还带着越南那边的潮气。 黄干宗的杂货铺开在街边，招牌褪了色，写着“老黄便民店”。 柜台上总放着个旧酒瓶，瓶身被摸得发亮。 他每天坐在门口，看着来往的人，有穿中国校服的孩子，也有戴斗笠的越南妇女。 有路过的问他等谁，他就笑笑，拿起酒瓶擦擦他怕哪天妻儿找来，认不出他这满头白发，还能认得出这个跟着他从丛林里出来的老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