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于文娟返城，恋人跟着列车狂奔，她抹着泪，大喊道：“别追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谁知，于文娟到家后却被母亲撵出家门！ 这一幕，在那个特殊的年份里，并不算稀罕。于文娟是家中的老二，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下乡那年她才十七岁，本来有机会留在城里，可为了弟弟妹妹的前途，她主动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八年的风吹日晒，把她从一个瘦弱的姑娘熬成了皮肤黝黑、双手布满老茧的青年。她原本想着，返城后能重新开始生活，找个稳定工作，再把家人接回城里团聚。 可现实远比她想的冷酷。列车缓缓启动，窗外那个熟悉的身影拼命追赶，喊着她的名字。那是她在兵团认识的恋人李建国，两人一起修过水利，一起在零下三十度的夜里守粮仓。 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火车加速，身影消失在尘埃里。于文娟的眼泪止不住，她喊出那句狠心的话，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她知道，城乡之间的差距像一道鸿沟，返城的知青大多面临重新分配工作、住房紧张的窘境，她不想拖累他。 回到家，她满心以为能得到母亲的安慰。可母亲开门见到她，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板着脸说：“你回来干什么？房子那么挤，你又没工作，还带着一身穷气，别在家里待着，赶紧走！”于文娟愣住了，她没想到母亲会这样绝情。 其实母亲也有难处，家里本来就不宽敞，哥哥已经结婚住在单位宿舍，妹妹还在读书，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母亲怕她回来后找不到工作，反而成了全家的负担。 于文娟没地方可去，只能在亲戚家借宿。她白天四处找工作，可1977年的城市就业市场还没完全恢复，知青返城潮让岗位竞争异常激烈。她跑了十几家工厂，得到的答复都是“名额已满”。有几次，她站在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涌起一阵阵酸楚。她想起在兵团的日子，虽然苦，但至少有组织安排，有同伴互相照应，不像现在，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重压。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李建国托人捎来一封信。信里说，他也在想办法调回城里，希望她不要放弃。于文娟看完信，眼泪又掉了下来。她明白，李建国的心意是真的，可她也清楚，两个没有工作和住房的人在一起，日子只会更难。她咬着牙回信，说自己会好好生活，让他也不要勉强。她这么做，既是为了不让对方跟着受苦，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几个月后，于文娟终于在一家街道办的印刷厂找到了工作。工资不高，但总算有了收入。她搬出了亲戚家，在单位附近租了一间小屋。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她偶尔会收到李建国的消息，知道他也在努力争取返城的机会。两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但彼此心里都明白，那段在兵团结下的情谊，不会因为时间和距离而消失。 多年以后，于文娟回忆起1977年的那个夏天，心里仍然五味杂陈。她说，母亲当年的决绝，其实是那个时代很多家庭的缩影。物质匮乏、机会稀缺，亲情有时也会被现实挤压得变形。而她对着列车喊出的那句“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既是对恋人的保护，也是对自己未来的无奈。她庆幸自己挺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也遗憾没能和李建国走到一起。 这段故事，折射出知青返城初期的社会现实。那一代人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剧烈碰撞，他们的爱情、亲情、个人选择，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于文娟的选择，不是个例，而是无数知青在返城后必须面对的难题。 他们用青春换来了一纸返城证明，却要在陌生的城市里重新寻找立足之地。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还有些人，像于文娟一样，把那段感情埋在心底，带着遗憾继续前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