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词作者田汉，在狱中结束了70载的生命，过了7年，他的妻子才得知，大家都说他走得冤，妻子却说：“他有福气啊。” 这话一出，周围人都愣了。一个被永久开除党籍、在狱中凄惨离世的人，福气在哪？这话说得太奇怪了。 要弄明白这句话，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1966年。 那一年，特殊时期开始，田汉，这位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著名剧作家，突然就倒了大霉。 原因是他几年前创作的一部历史剧《谢瑶环》。 剧中“为民请命”的主题，在当时被认为是“借古讽今”，田汉因此被定为“文艺黑线头目”，直接关进了秦城监狱。 进了监狱，他的名字就没了，只有一个代号：“李伍”。 田汉当时已经快70岁了，身体本来就不好，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冠心病。 在狱中，所谓的“治疗”基本都是为了“配合审讯”。 病情不断恶化，人越来越虚弱，可审讯却一天比一天紧。 专案组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叛徒”，要他低头认罪。 可田汉是湖南人，骨子里有股子犟劲。他早年留学日本，立志用文艺救国。 回国后，他和郭沫若搞“创造社”，后来又办“南国社”，就是要让戏剧走到工农大众中去。 这样的人，你让他背叛自己的信仰，比杀了他还难。 1967年，在他的入党纪念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偷偷写下八个字：“坚贞何惜抛我头”。 这是他的决心。所以，无论专案组怎么威逼利诱，他拒绝在任何诬陷自己的材料上签字。 这种硬扛，换来的是更残酷的折磨。到1968年底，田汉的身体彻底垮了。 12月10日，他因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陷入昏迷，最终死在了狱中，终年70岁。 人死了，事情还没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专案组竟然抓着他已经无力的手，强行在一份伪造的“认罪书”上按下了手印。 人死后，遗体被秘密火化，骨灰盒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1113”。 因为无人认领，这份骨灰后来也不知所踪。一个为国家写出最强音的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他“死得冤”。 可问题来了，他的妻子安娥为什么说他“有福气”？ 田汉被抓走后，安娥的日子也跌到了谷底。她被赶出家门，每个月靠着20块钱的生活费过活。 因为巨大的精神打击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她很快就瘫痪在床。 整整九年，她每天都在等丈夫的消息，可等来的却是天人永隔的噩耗。 自己过得这么苦，丈夫死得这么惨，怎么还说他有福气？ 其实，这才是安娥最了不起的地方，她看透了事情的本质。 首先，田汉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是完整的。 他到死都没有屈服，没有在一份脏水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保全了一个文人的气节和一名共产党员的清白。 相比那些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违心认罪、背负一生精神枷锁的人，田汉走得坦然，走得干净。 在安娥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完整，就是一种大福气。 但安娥看到的，远不止这些。她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甚至有些荒诞的现实。 在田汉被批斗、被关押、被从历史上抹去的那些年里，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传唱。 这首歌，早在1935年就随着电影《风云儿女》传遍了中国。 它最初的歌词，还是田汉在另一场牢狱之灾中，匆忙写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传出来的。 抗战时期，它是全中国的战歌；新中国成立，它又成了国歌。 这简直是历史最大的讽刺。迫害他的人，每天开会前，都必须高唱他写的歌。 他的名字被抹去，但他的声音，却通过国歌的形式，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一个人可以被肉体消灭，但他的作品却成为了永恒，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福气”吗？ 安娥自己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本名张式沅，年轻时是中共的地下特工，陈赓的线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词作家。 《卖报歌》《渔光曲》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都出自她手。 这样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女性，她的眼光和格局，远超常人。 她看透了，真正的‘福气’，不是物质上的享受，也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活得有尊严，死得有价值。田汉做到了。 更重要的是，安娥坚信，历史的尘埃总有被吹散的一天。 她没有等太久。1976年，安娥病逝，临终遗言是把骨灰撒在太行山。 她没能亲眼看到丈夫平反的那一天。 1979年，田汉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党籍也恢复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悉数出席。 因为找不到骨灰，组织上想了一个办法： 用一个空骨灰盒，里面放着他创作的剧本《关汉卿》、那份写在香烟盒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手稿复制品，以及他常用的眼镜和钢笔。 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