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却发怒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为周总理做新的呢？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你们这样做对得起总理吗？” 周恩来从早年就开始注重节俭，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贯穿一生的习惯。他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家境虽不富裕，但教育让他懂得勤俭的价值。留学日本和法国时，他靠勤工俭学维持生活，从不乱花一分钱。回国投身革命后，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他把有限的经费都用在培训学员上，自己住简陋宿舍，吃粗茶淡饭。长征途中，他把自己的棉衣分给伤员，自己忍着寒冷前行。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总理，他更把节俭当做原则，工资大部分用来帮助困难群众，从不添置新衣。邓颖超也同样如此，她出生在广西南宁，早年从事妇女工作时，就习惯用旧布料做衣裳。结婚后，两人共同生活，从不追求奢侈，衣柜里总共就几件衣服反复穿。韩宗琦作为北京医院副院长，从1950年起负责周恩来的口腔保健，亲眼见过周恩来拒绝新衣的场景。他父亲与周恩来有旧识，所以韩宗琦从小就把周恩来看作长辈，感情深厚。 韩宗琦的背景让他对周恩来的生活方式了如指掌。他早年学医，精通口腔手术，多次为周恩来处理牙齿问题。1974年调入北京医院后，继续参与周恩来的医疗工作。周恩来晚年患病时，韩宗琦常参与会诊，记录病情变化。周恩来强调节约，从不让医院额外开支，他的衣服常常洗得发白，补丁层层叠叠。邓颖超在准备后事时，坚持用旧衣服。他曾多次表示，死后一切从简，不搞特殊。卫士们按照指示，从周恩来衣柜中选出相对完整的旧中山装和衬衫。韩宗琦看到这些旧物时，情绪激动，因为他觉得这不符合对周恩来的尊重，但很快理解这是周恩来作风的体现。 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节俭的小事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他的手表是1955年买的上海牌国产表，用了二十年，表带坏了就用布条接上，从不换新。办公用品也一样，搪瓷缸子掉了瓷也不扔，继续用。出访时，他拒绝奢侈接待，坚持住普通房间。邓颖超也支持这种作风，她整理衣柜时，总把旧衣服修补好再穿。韩宗琦在医疗工作中，多次劝周恩来添置新衣，但周恩来总是说，省下来的钱能帮更多人。这样的习惯影响了身边很多人，包括卫士张树迎和高振普，他们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亲身感受到这种精神。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后事处理严格遵守他的意愿。遗体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整理，韩宗琦负责穿衣环节。衣服虽旧，但干净整洁，体现了周恩来对物质的淡泊。 后续处理中，周恩来的骨灰用最普通的盒子盛放。邓颖超拒绝用昂贵材料，说骨灰最终要撒向大地，用什么盒子都一样。追悼会后，骨灰由四位工作人员携带，乘飞机撒向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山东黄河入海口。这体现了周恩来希望融入山川河流的意愿。韩宗琦从周恩来身上取下手表和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像章，作为纪念保存。朱殿华在理发时，取走一缕头发，也留作念想。这些物品后来陈列在纪念馆中，供人缅怀。周恩来骨灰撒完后，邓颖超继续工作，直到1992年逝世，她的骨灰也同样撒向海河。韩宗琦退休后，仍在北京医院贡献力量，回忆起这件事，总觉得它体现了周恩来的高风亮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