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打仗，凡是第一个攻入城池的，不管是官还是兵，赏赐都是最隆的。如果是重大战

明清时期打仗，凡是第一个攻入城池的，不管是官还是兵，赏赐都是最隆的。如果是重大战役和重大城池，那么赏赐就更厚了。   明清时期攻城战中，“先登”者的赏赐之所以成为军中重典，根源在于冷兵器时代城墙的绝对威慑力。当攻坚战进入白热化，城墙上的守军往往占据居高临下的优势，滚木礌石、沸汤箭矢倾泻而下，率先架梯攀登者的死亡率常高达七成以上。这种近乎送死的任务，必须以超常规的赏赐刺激——因为城墙一旦被突破，守军心理防线往往随之崩溃，城池陷落便成定局。洪武年间，大将傅友德攻云南曲靖，其麾下士兵王弼率先登城，当场被擢升为副千户，赐田百亩，这个案例在《明实录》中被反复记载，正是因为朝廷需要用实实在在的阶级跃升，对冲士兵对死亡的恐惧。   到了清代，这套激励机制被细化到近乎严苛的程度。顺治三年定制，攻打府城首登者赏银250两，州城200两，县城150两，且前五名均有等差赏赐。换算成购买力，当时直隶地区一亩良田约值5两，250两可购50亩地，相当于普通农户半生积蓄。更关键的是，这些赏格与官职晋升直接挂钩：康熙朝规定，府城首登者可直接授参将（正三品），州城首登授游击（从三品），即便第五名也能获七品把总衔。这种“一仗晋三级”的制度，对底层士兵有着致命吸引力——要知道，八旗普通披甲人月饷仅2两，熬资历升一级往往需要十年以上。   但朝廷的精明之处在于，赏格设计始终与城池等级绑定。攻打边疆土堡与中原府城，赏银相差十倍，因为前者城墙高不过三丈，后者动辄五丈以上，守军配备的佛郎机炮、虎蹲炮数量更是天壤之别。雍正朝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时，西宁总兵黄喜林特意在军中竖立“先登碑”，每破一城便刻下首登者姓名，这种荣誉激励配合实银赏赐，让士兵在攻城时“前仆者方坠，后登者已攀”。史料记载，归化城之战中，正蓝旗士兵阿桂连续三次担任先登，最终从马甲（普通士兵）直升镶黄旗佐领，这种真实的逆袭案例，远比任何军令更有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两代都刻意避免单纯金钱奖励。明朝初期实行“奇功、头功、次功”三等制，奇功必须是“先登破城、斩将夺旗”，获奇功者不仅赏银，还能世袭军职。永乐年间，贵州都司士兵李满住因先登普定卫城，其子世袭百户，三代之后仍领俸禄。清代则发明“巴图鲁”（勇士）称号，凡先登者必赐此衔，子孙可凭此参加科举武试，这种身份标签的价值，远超一时银钱。正如乾隆朝《中枢政考》所言：“攻城之赏，银为皮肉，爵乃筋骨。”   当然，制度的执行离不开现实考量。万历朝鲜之役中，李如松承诺平壤首登者赏银万两，最终因财政拮据未能兑现，反而引发戚家军哗变，这个教训让清廷在制定赏格时格外务实。他们测算过，顺治朝全国年财政收入约2000万两，一场中等规模攻城战的赏银支出不过万两，却能换来城池陷落的战略收益，堪称低成本高回报。更微妙的是，清廷将绿营与八旗的赏格拉开差距——同样首登府城，八旗可得250两加参将衔，绿营仅200两加守备衔，这种等级差异既维持了满汉平衡，又确保了核心部队的忠诚度。   从本质上看，明清对“先登”的重赏，实则是冷兵器时代军事逻辑的必然选择。当火炮尚未完全取代云梯，当城墙仍是城市存亡的生命线，必须用极致的赏赐，将最精锐的士兵转化为“人肉攻城锤”。这种制度在清初创造了“五日下三城”的奇迹，却也在晚清随着火器发展逐渐失效——当太平军的“土营”（工兵部队）能用炸药轰塌城墙，先登者的血肉之躯便失去了不可替代性。但在那个时代，每一份厚重的赏赐背后，都是朝廷对战争规律的深刻认知，更是无数底层士兵用生命赌出的晋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