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0岁张学良刚躺下睡觉。突然，谷瑞玉爬上了床，从后面一把将他抱住，哭着哀求：“亲爱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谁料，张学良一脚将她踹了下去。 1924年那是啥光景？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得昏天黑地，山海关外头全是死人堆。张学良那时候才24岁，虽然挂着奉军第三军军长的名头，心里也是慌得不行。就在这时候，谷瑞玉干了件什么事？她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家，写了封情书，里头夹着片干枯的梅花，直接就把自己“寄”到了前线。 这招太绝了。在男人最脆弱、最需要精神支柱的时候，她哪怕只是站在那，都比千军万马好使。 那时候的谷瑞玉，在张学良眼里就是那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要爱他的“红颜知己”。那时候的感情，那是真金白银，掺不得半点假。 可坏就坏在，仗打完了，日子还得过。 而谷瑞玉，从头到尾都没从“戏文”里走出来。 她是戏子出身，那是真苦出身。13岁卖身进戏班，在下九流的圈子里摸爬滚打。这种环境长出来的人，往往有两个极端的毛病：一是极度自卑转化来的极度虚荣，二是对“权威”二字毫无概念。 张作霖那老帅是啥人？那是从土匪窝里杀出来的成了精的人物。他一眼就看透了谷瑞玉的底色。老帅当时就跟张学良撂了话：你玩玩可以，娶回家？门都没有！最后虽然勉强同意了，但那是立了“约法三章”的：不许进大帅府、不许登台、不许干政。 这话听着刺耳，其实是老帅给这个家设的“防火墙”。可惜，谷瑞玉不仅没听懂，反而觉得这是对她的羞辱。她心里憋着一股劲：既然你们看不起我，我就偏要摆摆少帅夫人的谱！ 这就有了后来那个让张家丢尽脸面的事儿。张作霖在北京忙着搞登基大典，正是一步登天的时候，谷瑞玉跑去北京看梅兰芳的戏。看戏就看戏吧，她非得大张旗鼓地打赏，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张学良的“如夫人”。报纸标题多损啊——《张学良如夫人专程捧戏》，直接把张家的政治严肃性搞成了花边新闻。 张作霖气得脸都白了，一个电话把张学良骂得狗血淋头。在军阀眼里，面子就是政治资本，谷瑞玉这一出，直接是在拆张家的台。 可谷瑞玉呢？她觉得委屈，觉得老爷子那是欺负人。你看，这就是认知的差距。在她眼里这是风光，在张家人眼里这是不知死活。 如果说捧戏子只是丢面子，那她后来掺和杨宇霆的事，那就是想要张学良的命了。 杨宇霆是谁？那是张学良身边的头号政敌，那是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的老虎。张作霖一死，帅府里头危机四伏，张学良每天睡觉都得睁只眼。结果谷瑞玉倒好，跟杨宇霆的三姨太拜把子、结姐妹，天天在一块搓麻将、聊家常。 咱换位思考一下，你老公正磨刀霍霍准备跟对手火拼，你跑去跟对手的老婆当闺蜜，这在政治斗争里叫什么？这叫通敌！不管她是有心还是无意，在张学良看来，这个枕边人已经成了最大的定时炸弹。 1929年，张学良枪毙了杨宇霆和常荫槐。这枪声一响，其实也宣告了谷瑞玉“少帅夫人”梦的破碎。张学良看着这个依然只会撒娇、只会要钱、对政治风险一无所知的女人，心里的那点旧情，早就被恐惧和厌恶填满了。 这就是开头那一幕的由来。 1931年的那个晚上，谷瑞玉可能还以为这只是夫妻间的一场普通吵架，像以前一样撒个娇、流几滴眼泪就能过去。她爬上床，抱着那个曾经深爱她的男人，试图用肉体的温存来挽回局面。 但她错了，大错特错。 张学良那一脚，踹的不是嫌弃，是决绝。那一刻他清醒得很：如果要坐稳这个东北军的江山，要在这个吃人的乱世里活下去，就必须割掉这个只会给他惹祸、毫无政治头脑的“毒瘤”。哪怕这个毒瘤曾经是他心口的朱砂痣。 “再给我一次机会”？政治斗争里，哪来的第二次机会？ 离婚办得那是相当“商务”。又是约法三章：改嫁听便、不能用张家名义、给钱给房。 那个曾经在战火里送梅花的姑娘，最后换来的是10万块大洋和天津租界的一栋小洋楼。张学良给钱给得痛快，因为在他看来，能用钱解决的麻烦，那都不叫麻烦。这10万大洋，买断的是十年的青春，也是买个心安理得。 离婚后的谷瑞玉，活成了张作霖当年预言的样子。她虽然手里有钱，但精神世界彻底塌了。她把那栋小洋楼变成了自己的牢笼，改名换姓，深居简出。 最讽刺的是，她后来唯一的爱好竟然还是听戏。也许只有在戏文里，她才能找回那个“才子佳人”的梦。她酗酒、抽烟，把自己搞得一身病。那个曾经在黑龙江密林深处英姿飒爽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臃肿、瘫痪、口齿不清的老妇人。 42岁，正是人生好时候，她却孤零零地死在了那栋冷冰冰的小洋楼里。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只有那个还没长大的养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