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杨勇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1950年4月，贵州军区司令部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那封信皱巴巴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落款居然是“孔宪权”。 杨勇司令员看到这个名字，手里的钢笔“啪”一下掉在桌上，他心想：这不可能啊！他记得清清楚楚——孔宪权这个人，15年前就牺牲了 孔宪权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他是正经的红军老战士，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还当过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的政委，跟杨勇在长征路上并肩走过一段路。1935年那场惨烈的湘西突围战，孔宪权带着战士们跟敌人死磕，左腿被敌军的子弹打穿，伤口溃烂得厉害，根本跟不上大部队的行军速度。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差到极点，连块干净的纱布都难找，更别说消炎药了，杨勇亲眼看着孔宪权被托付给当地的苗族老乡，临走前孔宪权还攥着他的手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等着归队的那天。后来部队一路转战，跟老乡彻底断了联系，再加上敌人对红军伤病员搜捕得紧，大家都默认孔宪权要么牺牲在敌人的搜捕中，要么就因为伤口感染没挺过来。谁能想到，这个在杨勇心里“已经牺牲”的老战友，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儿活了下来。孔宪权在老乡家养伤养了大半年，腿伤勉强能拄着拐杖走路，可部队早就没了踪影。他不敢暴露身份，只能隐姓埋名，在贵州的大山里辗转，靠帮人放牛、打零工糊口。国民党的保甲制度管得严，他连个正经住处都没有，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山神庙里，冷了就裹着稻草取暖。这15年里，他没一天忘了自己是红军，没一天不盼着部队回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山里的时候，孔宪权抱着树哭了大半宿，他知道，自己的苦日子熬到头了。他打听了好久，才知道杨勇在贵州军区当司令员，于是就摸索着写了那封歪歪扭扭的信。杨勇立刻派人去接孔宪权，见面的时候，两个年过四十的汉子抱在一起哭。旁人看着只觉得感动，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眼泪里藏着多少长征路上的生死与共，藏着多少失散多年的委屈和思念。很多人只知道长征的胜利荣光，却很少关注那些掉队的红军战士，他们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在敌后的深山里熬过了最黑暗的岁月，他们没享过多少荣光，却始终守着一个红军战士的初心。这才是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不是吗？孔宪权后来被安排到地方工作，他从不跟人炫耀自己的过往，就踏踏实实做着手头的事，他说自己这条命是老乡给的，是红军给的，能为新中国做点事，就够了。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