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统特务陈梦麟酒后失言，拍着同僚张一锋的肩膀炫耀："礼拜五去大使馆抓共党大鱼。"他根本不知道，对面的张一锋正是地下党。

张一锋能在中统坐稳位子，靠的是高层常云樵的引荐。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统急着扩充人手，常云樵想起了老同学张一锋，将一张特别通行证拍在他桌上。

张一锋接下通行证，背地里却领的是中共组织的任务：以敌人内部的信任为掩护，搜集情报，传递消息。陈梦麟喝酒时说漏了嘴，自以为只是席间闲聊，实际上帮了地下党一个大忙。

消息当夜就送了出去。礼拜五下午，陈梦麟带人守在美国大使馆后巷，等到三点过了还没动静，踢门冲进去，发现办公室早已人去楼空，抽屉被清空，垃圾桶里只剩一堆烧成灰的纸屑。

这样的事，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不是头一遭。往前追十六年，1931年，有个叫钱壮飞的地下党员，只凭一夜的判断，揽下了一场足以覆灭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大清洗。

1928年，钱壮飞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的无线电培训班，随后被科长徐恩曾看中，带到南京担任机要秘书，往来重要密电都经钱壮飞签收译解。同期，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特务股长，胡底以通讯社社长身份驻扎天津，三人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分散布点，各自独立运作，日后合称"龙潭三杰"。

1931年4月25日深夜，钱壮飞独自在南京值班，陆续收到武汉发来的六封特急密电。译完第一封，情况已十分紧急——中共中央特委成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当场叛变，将上海地下党机关的位置、周恩来、瞿秋白、陈云等领导人的住处悉数供出。

顾顺章狡猾，叛变时特意要求押解者不得提前向南京发报，说要亲自面见蒋介石才肯全盘托出——他知道南京有内线，不想给对方留反应时间。偏偏汉口特务急于抢功，连夜拍了电报，六封急电就这样落到了值班的钱壮飞手里。

钱壮飞没有迟疑，密密将消息转给党中央，周恩来当夜发出转移令，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驻沪机构相继撤离。为不惊动徐恩曾、多争几个小时，钱壮飞将密电原样封好，次日如常地亲手交给徐恩曾，随后借口外出悄然离开南京。

4月28日，军警在上海展开大规模搜捕，处处扑空。徐恩曾事后在回忆录里写道，得知最信任的助手原是中共内线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钱壮飞随后转入中央苏区，参加长征，1935年4月在贵州牺牲，年仅39岁。2009年，钱壮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但这份荣誉，他已无缘得知。

同样的潜伏，1937年重新开始，这次的目标是手握西北军政大权的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清华大学地下党员熊向晖受组织安排，以爱国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了胡宗南在长沙举办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1938年1月，胡宗南亲自逐一面试，点到名字时所有人起立答"到"，熊向晖只是举起右手、坐在原地回了一句"我就是"，这份从容令胡宗南印象深刻，单独召见后认定是可造之材，将熊向晖送入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深造。

毕业后，熊向晖出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蒋介石下达给胡宗南的密令，全由熊向晖亲手签收，胡宗南发出的命令，也多经熊向晖之手起草。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前后待了整整十二年，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1943年6月，熊向晖将一份紧急情报送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定于7月9日闪击陕甘宁边区，目标直指延安。当时边区守军不足4万，胡宗南部署了近40万兵力，形势万分危急。中共中央将这一计划公之于众，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蒋介石被迫取消行动。

1947年3月，胡宗南再度布置进攻，熊向晖第二次将消息送出，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胡宗南进城后，毛泽东的窑洞里只剩一张纸条，人已不在。

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张一锋脱下中统的西装，在芜湖打开仓库，把枪支发给工人护厂队，命令守住厂房机器，绝不让国民党爆破队靠近。爆破小队看到严阵以待的工人，没敢上前，撤走了。

同一时期的上海，中共地下市委组织起十万人规模的人民保安队，5月25日凌晨起守住工厂、电站和港口，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在两个小时内修好了4艘汽艇，协助解放军渡过黄浦江追歼溃兵，将整座城市完好地交到了解放军手里。

这些人的名字，当时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但没有他们，1949年的城市和工厂或许是另一番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