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任刘少奇的秘书，嫁给了刘少奇，离婚后终身未婚，享年101岁
2013年2月14日，谢飞在北京走完了101岁的人生。她留下的个人物品并不显眼，晚年也很少主动谈起自己曾经的婚姻。可只要翻开她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个沉默的名字背后，装着长征、地下工作、敌后斗争和政法教育等几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谢飞原名谢琼香，1913年2月出生在广东文昌，也就是今天的海南文昌。她出生在普通家庭，上面有多位兄姐。父母生活并不宽裕，仍坚持送她进学堂。她小时候读书的村校里，女生非常少，这段经历也让她较早接触外面的世界。
1927年，年仅14岁的谢琼香加入共青团，几个月后成为中共党员。第二年，她被安排前往香港，随后又到新加坡从事秘密工作。那不是坐在桌前整理材料那么简单，传递消息、保存文件、掩护人员，每一步都要谨慎，稍有疏忽便可能牵连一批同志。
1932年回国后，她先后在福州、厦门工作，仍然负责联络、文书和机关事务。1934年5月，她被调到江西瑞金，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担任机要秘书。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她也背起行装，跟随队伍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长征中的女干部数量很少，却不意味着她们只负责照顾生活。谢飞所在的休养连既要照料伤病员，也要筹集粮食、搬运物资、向沿途群众开展宣传。队伍穿越雪山草地时，体力和意志每天都在被消耗，能坚持走完全程，本身就是一场严峻考验。
谢飞与刘少奇的接触，也发生在长征途中。休养连运输任务过重，她曾代表女战士反映困难，请求增加帮手。到达陕北以后，两人逐渐熟悉。1935年10月底，在同志们的撮合下，他们举行了非常简朴的婚礼，没有排场，也谈不上安稳的新婚生活。
1935年底，刘少奇受命前往华北主持工作。1936年1月，谢飞陪同他来到天津，协助重建北方局，并担任秘书。当时天津租界环境复杂，各方人员混杂，地下机关必须用普通家庭和职业身份作掩护，居住地点、往来路线和联络方式都不能留下明显破绽。
谢飞需要保管机要材料，安排接头，整理文件，还要留心住所附近有没有陌生人盯梢。她既要完成秘书工作，又要维持外表上的平常生活。白天看似只是普通住户，夜里却可能抄写文件、转送指示，一封信放错地方，都可能给整个机关带来危险。
1938年春，谢飞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她并没有把自己固定在秘书和妻子的身份上，而是希望掌握更多知识，承担独立工作。后来刘少奇前往中原，谢飞留在延安学习并照料孩子，两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聚少离多逐渐成为常态。
1940年4月，谢飞奉命前往皖南执行任务。任务结束后，因敌军“扫荡”和交通阻断，她一时无法返回。1941年前后，战局变化使两人的生活道路彻底分开，婚姻关系也随之结束。从此以后，谢飞没有再次结婚，而是继续留在战火最前沿工作。
离开刘少奇身边，她不再是处理文件的秘书，而是直接面对基层斗争的负责人。她先后在鄂豫皖、皖南、苏南等地工作，担任组织、宣传等职务，还做过新四军余上独立营政治委员。当地群众叫她“谢团长”，这个称呼来自她在敌后环境中的果断和干练。
抗战胜利后，谢飞又被调往华东地区从事妇女和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面临了一次重要转向：从熟悉的战争与群众工作，走进学校和课堂。1950年，她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一边工作，一边补习文化知识，重新当起了学生。
1952年，已经39岁的谢飞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法学理论、宪法和国际法等课程。年龄没有成为她停下来的理由。经过四年学习，她被调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担任副校长，负责教学，还参与教材编写，亲自给学员上课。
对谢飞而言，政法教育并不是换了一份轻松工作，而是另一种建设。战争年代需要干部敢于承担，和平时期还要求干部懂政策、守程序、会依法办事。她把早年做机要工作的严谨、敌后工作的耐心，慢慢融入教学和干部培养之中。
此后，她还担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和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直到2000年2月，87岁的谢飞才正式离休。几十年里，她很少借助曾经的婚姻关系谈论自己，更没有靠这段经历为个人争取特殊待遇。
她一生没有亲生子女，后来与养子谢冰共同生活。晚年的日子安静而朴素，曾经穿越封锁线、走过长征路、在敌后带领队伍的往事，渐渐被她收进记忆深处。2013年，她因病去世，生命最终定格在101岁。
在我看来，谢飞最值得记住的地方，不是她曾经嫁给哪一位重要人物，也不只是“终身未婚”这个容易引起关注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当婚姻结束、原有身份离她远去之后，她没有停在过去，而是一次次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
她能在十几岁时离开家乡做地下工作，也能在近四十岁时重新拿起课本；能做机要秘书，也能到敌后负责实际工作；能走过战场，还能在和平时期钻研法律。这样的经历说明，一个人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由她做过的事情、承担过的责任来证明。